没有想到，正当毛泽东全力以赴地试图打破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阴谋之际，斯大林于1949年1月10日突然发来一封电报，通知他说，南京政府照会苏、美、英、法各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苏联方面 “打算这样来答复：苏联政府无论过去和现在是赞成中国停止战争和实现和平的。但是在其同意进行调停之前，它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想使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一方也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举措，并征得另一方对苏联进调停的同意。”他并建议毛泽东在得到国民政府的提议时这样表示：“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但是不准那些发动中国内战的战犯参加谈判，中国共产党赞成在没有任何外国调解人参加的情况下同国民党进行直接谈判。”《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第17－18页。
斯大林的这封电报使毛泽东再度想起了1945年8月莫斯科要求他去重庆谈判时的情况，因此，他明显地怀疑斯大林是否有搞“南北朝”的想法，让共产党在长江以北停下来，与国民党划江而治。鉴于此，毛泽东毫不妥协地复电斯大林，建议苏联直接拒绝国民党的提议，并强调：“我们认为应当理直气壮地拒绝国民党的和平骗局”，“在当前形势下，再采取这样的迂回手段，只会弊大于利。”同上引书，第19页。
直到斯大林进一步发来补充的电报，并详细说明了他强调不让战犯参加谈判和不允许外国参与调解，就是要既接过和平的旗帜，同时又要使谈判无法进行，毛泽东这才多少有所释怀。
同样，像苏联与国民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条约所涉及的旅顺港、中长铁路、外蒙古，以及新疆等种种涉及中国主权和权益的问题，也都是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中苏两党关系的重要问题。为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解放的真正领导者，中共领导人明显地希望外蒙古能够回归中国。但是，相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因为中国没有海军，东北还迫切需要苏联的直接帮助，因此，中共中央并不十分在意马上废除中苏关于旅顺口和中长铁路问题的有关协定的问题。当米高扬按照斯大林电报的要求，主动提出，因为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就废除苏军租驻旅顺港的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走军队更为合适的话，那么苏军可以马上撤出。对此，毛泽东明确讲，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长期郁积在其内心里并影响着两党关系的最大的症结，还是莫斯科对他的不信任。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之后，毛泽东差不多花了两天时间向米高扬介绍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情况。他详细说明了他是如何同左右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如何使党、军队和根据地遭受到严重损失的，他以及其他党的领导人是如何遭受打击的。而他成为领袖后，又是如何团结同志，纠正错误的。毛泽东显然希望苏联人认识到，他们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在根本上是错误的。
当然，中苏两党领导人更多地谈到的，还是如何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新中国和恢复经济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感谢此前从苏联无偿得到的武器援助，任弼时则希望通过建立中苏经济联合体、贷款和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帮助中国开发矿藏、创办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各种武器制造业。刘少奇则提出希望苏联能够通过传授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提供相关的书面资料，向中国各经济部门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等办法，帮助中国尽快地恢复生产和走向社会主义。最后，毛泽东提出：“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那里获得这种援助是可能的。我们需要为期3年（1949－1951年），为数3亿美元的贷款。”同上引书，第42－52页。
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从左至右：伊·柯瓦廖夫、周恩来、师哲、米高扬、叶·尼·柯瓦廖夫（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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