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很快就要求中共中央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帮助苏联。比如出动兵力牵制日本军队向北平、张家口、包头一线集结等等。对此，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八路军目前只能做战略的配合，不能做战术的配合。八路军的基本方针，仍然是与敌无时间的、不冒险的、亦不消极的熬时间的游击战争，具体行动上只能通过破袭战和情报战的方式来帮助苏联。毛泽东请周恩来转告对此颇为焦虑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称：“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尤其是步枪子弹等于至宝，因我们每枪平均只有20发，机关枪极少，炮则更少，爆炸的黄色炸药亦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第360－361页。
毛泽东对保卫苏联的这种消极态度，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莫斯科的强烈不满。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因此，苏德战争刚刚爆发不过3个月时间，毛泽东就在中共中央首先召开会议，名为讨论“九一八”事变之后党、红军和根据地失败的历史原因，实则把矛头指向了以王明、博古为首的深受苏联和共产国际影响与宠信的曾留学苏联的领导人。这场历史大讨论的结果，迅速使王明、博古等人处于受批判的地位，尽管王明一度抓住季米特洛夫10月7日不满毛泽东对保卫苏联消极态度的来电，大做文章，批评毛在统战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但是，由于毛泽东身居领袖地位，并且通过历史大讨论进一步确立了其正确的形象，因此，王明的反击只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到更加不利的境地之中。
对王明、博古等人历史错误的检讨和批评，使共产国际的威信降低到历史最低点。这样一来，莫斯科就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轻易地从组织上干涉中共中央的内部事务了。当然，毛泽东很清楚，仅仅在中央高层内部将党内的“国际派”置于被批判的地位还不够，因为绝大多数党的干部，特别是绝大多数农民出身的普通党员，对那些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熟读马列，“言必称希腊（苏联）”的留苏学生出身的党的领导人，仍旧或多或少充满了敬畏感。如果不能使全党改变这种心态，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必须要把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仍旧不可能真正树立起来。因此，进入到1942年，毛泽东很快就发起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其用意很清楚，就是要向全党灌输一种思想，即要使全党相信，只有毛泽东的思想，才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思想；只有毛泽东本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正确权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