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9年底到1940年秋，国共两党之间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华北和华中敌后地区，发生了一系列军事摩擦和重大军事冲突。两党关系变得异常紧张。为了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犬牙交错，地域不清，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国民党方面想出了划界的办法，并于1940年7月16日以《中央提示案》的方式，要求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之内尽数开赴黄河以北冀察两省区和鲁北晋北一部地区，并限定八路军兵力不得超过3军6师5个补充团和新四军2师，此外不得再有任何名义的武装力量。《中央提示案》，1940年7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四），第227－230页。这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东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在河南、安徽、江苏几省也建立了敌后根据地，部队数量已经扩大到将近50万人，这远不是冀察两省和鲁北、晋北以及8师5团所能容纳的。因此，中共中央自然不能接受。拖到10月19日，眼见中共不予理睬，国民党方面再度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明令中共军队必须于一个月内开赴指定地区，并从停发一切军饷为要挟。军令部甚至开始拟具《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准备于中共抗命不遵时得以实施军事行动。
蒋介石国民党在对日作战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突然对中共采取如此强硬的态度，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这不能不使毛泽东怀疑蒋日之间可能有所勾结。在反复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不得要领之后，毛泽东断定蒋突然让出旧黄河以北地区，一定是含有重大阴谋的举动，其多半是要“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的一种险恶阴谋。《毛、朱、王关于击破蒋介石反共降日的战略部署致胡服电》，1940年11月3日。为了应付此种严重局面，中共中央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准备以15万精兵先发制人，打到国民党进剿军的后方河南与甘肃等地去。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共”，“抄到他后方去，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等。《毛泽东关于准备对付黑暗局面是全党的中心任务致周恩来电》，1940年11月2日。由于此举势必要闹到国共关系破裂，政治上不利，处置不当，会“遗将来无穷之祸”，故毛泽东不能不于11月4日亲自写信给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请求指示。而季米特洛夫对此自然坚决反对。出于对莫斯科意见的尊重，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原先的计划，重新设法与国民党再行周旋。不料，1941年1月，仅仅因为没有按期北移和选取的路线有违国民党方面的规定，国民党人就一举全歼了皖南新四军军部7000余人，并且公开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缔了新四军的番号。不难想象，国民党此举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会有多大的刺激。面对皖南事变，苏联方面虽然对国民党的做法采取了尖锐批评的态度，却并未停止原定的军事援助，并且继续要求中共保持克制和维护两党关系不致破裂。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会促使毛泽东要开始与莫斯科离心离德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