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还是一种上下级的组织服从关系，中共自身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独立自主的余地并不很大。这种情况自然也就极大地影响着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组织构成，以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认定的问题。此前在南方根据地时期，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人选，基本上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推荐，最后由莫斯科来决定的。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出现1931年1月初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一手策划和主导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算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把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推上了中央领导岗位。这之后不过半年多时间，鉴于中共中央连遭破坏，共产国际代表更是将六届四中推举的中央政治局再行改造，另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将总书记调换为只有二十几岁的留苏学生博古。直到临时中央被迫退进中央苏区之后，因为没有共产国际另外的指示，偌大的根据地、众多的红军，乃至十几万人的党组织，包括大批年长而成熟的军政领导人，仍旧不能不继续听任少数只懂得一些书本知识的年轻的留苏学生来领导和指挥。尽管在博古中央的领导下，红军作战失利，根据地全部损失，中共高层军政领导人在没有莫斯科的指导和干预的情况下，于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改换了最高领导人，却也只是用另一位年纪略长一些的留苏学生洛甫，来取代了太过年轻的博古。由此不难了解，莫斯科的权威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怎样的影响和作用。
中共的体制是高度统一和集权的，特别是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内外战争的环境下，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能力对党的生存、发展和前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抗战爆发后，莫斯科因为担心中共领导层不能迅速适应如此复杂的政治、战争形势，因而特地把以王明为首，在莫斯科经受了多年政策熏陶的一批高层干部派回国内，让他们在中共中央内部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王明自然很容易取得党内其他领导人的拥戴，进而取代洛甫成为新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然而，就在逐渐显露出来的中共内部权力角逐好像有利于王明等人之际，莫斯科却既没有支持王明，也没有支持洛甫，而是选中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1938年9月14日，从莫斯科回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说：“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今后，中共中央“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的问题。转见《王稼祥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8－142页。
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毛泽东成为中共党最高领导人。这件事，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转见《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4期。只不过，让莫斯科意想不到的是，尽管毛泽东努力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试图密切国共两党关系，在战争中不断丧城失地的蒋介石却因为害怕中共趁机做大而坚持不买中共的账，一心想要限制中共及其军队的发展与扩大。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之日起，国共两党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摩擦和冲突的过程中。季米特洛夫虽然极力劝告毛泽东在此一过程中保持冷静和缓和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却同样不肯为此牺牲中共已经争得的利益。这种情况很快就使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之间产生了不和谐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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