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做《论持久战》报告。
努力从财政上支持中共，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在此期间莫斯科对中共更大的一种扶植，还是在政治方面。在抗战初期，莫斯科从两个方面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个方面是，面对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新形势，务必设法保持红军的战斗力，“最大限度地提高革命警惕性”，使蒋介石不能通过瓦解、挑拨和特务活动等手段来破坏党和红军的组织。《共产国际执委会书处记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1937年10月10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6－27页。另一个方面是，共产党人不要害怕会被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汪洋大海里。可以参照西班牙和法国的经验，提出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争取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参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3页。显然，这种方针对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自身力量弱小的情况下，如何既保持自身组织的独立性，又保持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起到了某种指导性的作用，使中共党内过分重视和依赖国民党，或过分强调自身独立性而不惜与国民党摩擦冲突的倾向，都相应地得到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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