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第一次提出：在坚持“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的旗帜下，还应该提出“神圣的民族战争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的口号。王明：《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报告提纲》，1934年7月19日。8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中共政治局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根据目前国际和中国形势，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根据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根据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原则”，来制定反对目前革命最主要敌人的策略。9月16日，中共代表团明确将此种策略确定为“反日反蒋”，主张：“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一切反蒋的力量，我们都必须尽量利用。”《康生、王明二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11月14日，中共代表团进一步解释这一策略的主旨称：“必须估计到这一件事实，就是在中国目前条件之下，蒋介石是中国人民及其红军底最主要敌人，蒋介石对任何反蒋派别底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红军的力量；同时蒋介石对红军底每一个任何胜利，也同样会增加蒋介石反对中国人民和一切反蒋派别底势力。”“因此，我们的党不应当对反蒋派别底反蒋军事行动采取旁观态度”，“应当在一定战线上实行最积极的军事行动”去支持这种战争，直至把这些反蒋军事行动转变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强盗和本国卖国贼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一部分。《中共代表团致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11月14日。
从利用矛盾的角度出发，把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策略看做是“有利于反帝革命和土地革命发展”的一种斗争手段，把同反蒋派别的关系看成是一种统战关系，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了中共的苏维埃革命的政策。1935年6月3日，中共代表团在给东北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信中，即提出了实行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团则进一步代表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实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主张联合除了蒋介石以外的一切党派团体、军官士兵，乃至于“国民党、蓝衣社中一切真正爱国爱民的热血青年”，主张大家选派代表，共同加入统一的抗日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一致“抗日反蒋”。《王明1935年8月7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国际新闻通讯》第15卷，第60期，第1488－1491页。据此，中共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所谓“八一宣言”），在重申了“抗日反蒋”方针的前提下，提出了“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和“为领土完整而战”等一系列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口号。《救国报》，1935年10月1日。
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提出的统一战线新政策，虽然因为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络的中断，而未能及时地传达到中共中央。但是，1935年11月下旬，中共代表团所派代表辗转经过外蒙古等地，最终还是将这一策略转变的信息送达了这时刚好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在经过无数艰难险阻，损失了90%以上的部队和根据地之后，面对国民党军的持续不断的围追堵截，继续沿此僵化的苏维埃革命策略，势必会重演南方根据地失败的悲剧。因此，共产国际新政策的到来，无疑给了中共极大的政治灵活性，从而增强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继续生存下去的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