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公开发布了对日作战宣言。这一宣言的目的非常清楚，根本上仍旧是号召民众“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为它坚信：“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是“顺利发展民族革命战争，实行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639－640页。但是，这样一种方针在实践中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中共这时在东北的武装首先就遇到了这样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依照实际的情况，日本正在一步步吞并东北三省，东北军主力虽然退出了东北，但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留在东北各地的武装大多都采取了抵抗的态度。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方针，中共武装不仅必须同时面对日本和国民党两大敌人，而且还必须把抗日的国民党武装视为首要敌人来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中共东北抗日游击队，遭到严重挫折。这种情况，直到1932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召开，提出在满洲要实行与关内不同的政策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紧接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提议，提出了“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方针，主张在东北不仅要实行下层统一战线，而且应该联合其他抗日武装一致抗日。《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21－45页。只是在这一新的指示精神的影响之下，中共在东北的抗日武装才渐渐地开始有所发展，从最初的十几个游击队，逐渐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6个军，并成为当时东北各种抗日武装的核心力量。
但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并且很快扶植起一个伪满洲国，这使苏联的处境变得异常微妙。毫无疑问，苏联方面确信日本占据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序幕”。参见《真理报》，1931年11月6日；1932年5月1日。由于苏联的政治经济重心久在其欧洲部分，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交通线过长，防御力量较弱，十分容易受到攻击，因此，苏方的态度是除非迫不得已，决不主动挑起与日本之间的冲突。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过程中，苏联方面始终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就是证明。也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大胆支持关内中共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力图帮助中共推翻国民党，从而达到根本牵制日本北进的目的，对关外各种抗日力量，包括中共的抗日武装，却决不给予支持。大批战败的中国军队退入苏联境内，均被缴械后送至其中亚地区，然后通过新疆遣返回国。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党组织及其抗日武装几度主动出境联系苏军，要求援助，也都遭到拒绝。1933年冯玉祥在中共北方党组织的帮助下，在察哈尔地区组成抗日同盟军，向苏联求援，同样被苏联拒之门外，使得这支武装也很快归于瓦解。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尽管中苏两国政府之间依旧互不信任，苏联方面也并没有放弃对中共的支持，但由于日本入侵东北，对两国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出于牵制日本的考虑，中苏两国在1932年底正式宣告复交。这种情况很清楚地显示出，因为日本威胁的加剧，苏联的对外方针其实已在发生某些重要的变动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