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阴谋炸坏铁路，栽赃东北军，然后一举夺取奉天，进而开始夺取整个东北三省。事变发生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就发表宣言认为，日本侵占东北，第一是为了进攻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祖国、世界革命的大本营苏联；第二是为了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第三是要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太平洋帝国主义战争，以瓜分中国。《中国国民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396－398页。一个多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清楚地反映出这场事变丝毫没有使这个时候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有丝毫的改变。不仅如此，鉴于俄国十月革命利用当时国家因对德作战陷于危机成功夺取政权的经验，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显然对利用这一机会来推倒国民党统治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辽西义勇军老梯子队在阵地上抵抗日军。
1932年1月28日，上海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及奉命增援的第五军奋起抵抗日本海军的进攻，得到了广大上海市民和国内舆论的广泛支持。然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却相信，“国民党各派军阀及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充其量不过是在“弄各种各样的把戏来愚弄劳苦群众”，乘机“来侵吞民众的捐款”。这个时候，恰好是发动民众起来革命，号召士兵“杀掉你们的长官”，号召近郊农民武装起来，夺取土地，“进行游击战争”，进而“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民众自己的政权”的最好时机。《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上海事变宣言》，1932年1月31日；《中央关于上海事件的斗争纲领》，1932年2月2日。
结果，在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官兵奋勇抵抗之际，中共临时中央却明确要求上海地区的各级组织在战区内积极发动兵变。他们公开发表告上海民众书，宣称：“国民党及十九路军的长官是帝国主义的清道夫”，“国民党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派别、任何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奴隶，南京政府、广东政府、马占山、蔡廷锴，都是一样的东西。”他们为此号召前线的士兵们：“反抗国民党军阀的撤兵命令，枪毙反动的长官，持枪到闸北、吴淞、南市去，与民众一起继续与帝国主义决战到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告上海民众书》，1932年3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虽然不主张提出反对蔡廷锴等抗日军官个人的口号，但它也一样看准了这样的机会，来电要求中共乘机在全国各大工业城市，“首先在闸北、吴淞、上海与南京”，“创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逮捕国民党军队的投降的高级军官及卖国贼”，“推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己为革命的民众政权”。《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致中共中央电》，193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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