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5期。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84－391，402，404页。然而，共产国际决议在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9－23页。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25日，上海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7－344，395－398页。
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等“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他们接连致电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汉口那样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危险；（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不要仓促出面与军队对抗，并且应当隐蔽发展以保护自己；（3）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不要将武器交出去，但要准备在力量对比不利时将武器隐藏起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30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438页；T曼达梁：《中共领导为何失败？》，《真理报》，1927年7月16日，《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1辑，第516－518页。而斯大林的观点是，目前还没有到抛弃右派的时候，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等人应当“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把它扔掉”。转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转变》，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之后很快另立中央，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分庭抗礼，甚至于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公开实施“清党”措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