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此时，围绕着中苏建交谈判及其外蒙古等权益问题，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矛盾。一些共产党员为强调北京政府拖延承认苏联的无理性，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提出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是独立的权利。而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加反对，发表文章评论，不仅批评以北京政府为谈判对象，而且激烈抨击共产党人身为国民党员，却“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有关争论可参见1924年3－4月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施存统、李春蕃、沈玄庐等人的文章。并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第300—301页。孙中山对此也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转见《瞿秋白致鲍罗廷信》，1924年4月5日，《瞿秋白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21—522页。
中共党员的地位在国民党内的迅速蹿升，并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国民党各地组织发展的权柄，原本就受到众多因改组而倍感失落的国民党老党员的强烈不满。中共5月扩大会议之后对国民党态度的日趋激进，再加上苏联政府一面表示援助国民党，一面却和国民党所反对的北京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这就更让那些不满的国民党人抓住口实了。
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并找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三届一中全会关于《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及扩大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议等中共党内文件。他们当即找到苏联顾问鲍罗廷质问道：“俄国对中国革命，究取何种态度”，是只支持国民党，还是同时坚持扶助共产党“双方并进”?在他们看来，“俄国对中国革命政策，将由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中国国民党以操纵左右也”。对此，鲍罗廷毫不含糊地答复说：国共两党原本即“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惟两相利用之结果，国民党更多得利益”。照目前情况，“党中分派，是不能免，党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不能作党之中心，当然党内发生小团体，有左派右派之分”。党中分派，“诚可致国民党死命”。但“国民党已死，国民党已不成党，只可说有国民党员，不可说有国民党，加入新分子，如共产党者，组织党团，可引起旧党员之竞争心，则党可复活”。他声称：“希望右派左派相争，发生一中央派，作党之中心。”《谢张两监察委员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年6月25日，孙武霞等编：《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0—312页。
国共两党之间的这次围绕着中苏建交问题而展开的摩擦，最终导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以讨论国民党中监委联属的弹劾共党案。尽管最终鲍罗廷通过提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处理共产国际与国共两党之间有关事宜，来解决类似摩擦，化解了此一危机，但国民党内对苏联顾问及对共产党戒备、甚至敌视的倾向却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