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这时的基本政策是鼓励和支持世界革命，特别是欧洲革命。这是因为，按照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全世界的范围，至少是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取得共同胜利，苏俄的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得到巩固。因此，还在1919年，苏俄就利用革命后所掌握的国家经济和政治资源，在莫斯科成立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共产国际，以此来推动欧洲革命。随着苏俄红军的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苏俄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这时也开始重视亚洲的革命宣传和鼓动工作。还在1919年夏，俄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当时就任命威连斯基为外交人员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任命加蓬为副全权代表，给他们的任务是：（1）尽一切可能加剧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冲突；（2）努力唤醒中国、蒙古、朝鲜各民族广大群众，推动其反对外国资本压迫的解放运动；（3）支持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帮助其加强宣传鼓动工作，并同日本、中国和朝鲜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的联系；（4）援助中国和朝鲜的游击队组织。《威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就国外东亚人民工作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0年9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38－39页。据此，威连斯基当年9月即从莫斯科来到伊尔库茨克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之后又于1920年2月进一步前往海参崴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派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为全权代表，于1920年4月前往中国。维经斯基不仅带来了大量新的宣传材料，出钱资助相关的宣传出版事宜，并且很快通过前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联络起中国南北各地的激进知识分子，发起召开了“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大会，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先后出版了诸如《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几乎与此同时，俄国共产党人也已经开始通过陈独秀等人，着手在中国组织具有共产党性质的组织，并在上海、北京、武汉、广州、长沙等地建立起了一些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分支机构。
1920年下半年，随着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在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一个以早期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由相当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政治团体，并开始了系统地宣传介绍列宁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的活动。他们甚至开始按照俄国的方法，帮助工人组织各种团体，创办各种工人刊物，号召工人们“准备共产革命的运动!”“和资本家阶级开战”，宣称中国不发生社会主义则已，“若能发生，则只有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参见记者：《共产党的粤人治粤主张》，《劳动者》第2号，1920年10月10日；张赤：《打破现状才能进步》，《劳动界》第6册，1920年9月19日；立达：《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劳动界》第16册，1920年11月28日；《社会主义底发生的考察和实行条件底讨论与他在中国的感应性及可能性》，《评论之评论》第1卷第4号，1921年。对于这些已不满足于新村主义或工读主义等改良主张，开始转向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激进知识分子来说，走上赞同暴力革命的道路也并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青年毛泽东这时在解释他的这一选择时所说过的，那实在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毛泽东给肖旭东蔡林彬并在法诸会友信》，1920年12月4日，《新民学会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8页。《共产党》月刊的作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在中国干社会革命，除了“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藉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再没有第二个方法”。无懈：《夺取政权》，《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CT：《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共产党》第5号，1921年6月7日。
终于，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参与下，以陈独秀为首，联合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的56名早期共产主义者，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