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一部300多万字的巨著，其艰辛程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像。为编书，司马光常常废寝忘食，家人将饭送至书局，要几次催他吃；他每天修改的稿子有一丈多长，上面罕见草字；房子低矮，夏天闷热难耐，汗水把书稿都浸湿了。司马光就请人在屋里挖了一个大深坑，砌上砖，修成一间“地下室”。当时，北京留守王宣徽在洛阳园宅甲天下，中堂起屋三层，飞檐走兽，气势恢宏。因此，洛中便有了“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的谑语。编书的生活也非常清苦。年老时，友人刘蒙拟用50万钱请婢女侍奉司马光，但他随即复书谢绝：“吾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敢以五十万用一婢乎!”妻张氏亡故，以至无钱埋葬。《宋史？司马光传》载：“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记述的正是这一段“典地葬妻”的悲情故事。在编修中，司马光曾大病一场，甚至将“遗表”写好，放在床头，一旦将不起，好让助手范祖禹转送朝廷。但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好转了，而比他小13岁的助手刘恕却为编写《资治通鉴》积劳成疾而死，年仅43岁的范祖禹也显得未老先衰!
从47岁至66岁，在历时19年后，《资治通鉴》最终杀青，定稿于洛阳司马光之独乐园。但此时的司马光已是“骸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几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1085年12月，司马光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不顾寒冬腊月，用车马载着这部19年心血的结晶，与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独乐园出发，日夜兼程，前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呈。
此后不久，67岁的司马光去世。月余之后，史学巨著《资治通鉴》在杭州付梓。
由于司马光的个人品质达到了尽乎完美的境界，因此，当他去世的噩耗传出时，“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司马光身后仅薄棺一口、旧布被一条，随葬的是一篇颂扬节俭的《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大臣看到的是满屋的图书和床上的一领旧竹席，感慨之余，送银二千两以为奠仪，其子司马康遵父生前之嘱又悉数退回。当灵柩起程送往夏县时，“送葬之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鉴于司马光的品德及影响，朝廷赠其太师、温国公。
洛阳、司马光、《资治通鉴》，一个帝都的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就这样建构了起来。它们作为一串有内在联系的文化符号，灿烂地指明了一个帝都的正午时光及其可能发出来的热度和亮度。文化良知只能存在于彼时，人性的善良与坚守也只能存在于彼时，它将几乎成了帝国时代中国的一个精神标高，难以被后世所逾越……
如今，在宋人李格非《洛阳名园记》中有着记载的独乐园，在历经战乱之后再无孑遗。原独乐园所在的司马村现有人丁5600余人，却并无一人姓司马，以司马为村名，全出自人们对司马光的崇敬。村子从宋代始称司马庄，明代改称温公里，清代称司马街。至今，能够证明独乐园在司马村的证据，只剩下几通明清石碑，且部分碑文已模糊不清了。
从灿烂归于平淡，于艰辛处留传世美名，不管是司马光还是洛阳，两者走的都是相近的历史轨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