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之前，年岁稍小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平生相善，只是政见不同葬送了两人的友谊。王安石，字介甫，二度去相、退居金陵后封为荆国公。又因性子执拗，人称“拗相公”。虽然关系破裂，但两人互相保持着对对方人格的敬重。如，一反对新法者死，司马光为其作墓志铭，中有讥变法之语。有人谋得之并献于王安石，以为后者将迁怒于司马光。不料，王安石却将铭文挂在墙上，向其门下士赞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而司马光在洛阳记述本朝事时，也能对王安石作客观评价，称其“好读书，能强记……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友爱诸弟……不汲汲于仕进……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云云。
两人虽政见不和，但个人品质却又相同。《邵氏闻见录》称“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并记载云：“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前驱不过三节……乘马或不张盖，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谓曰：‘公出无从骑，市人或不识，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识耳。’王荆公辞相位，居钟山，惟乘驴。或劝其令人肩舆，公正色曰：‘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作者邵伯温因而叹曰：“呜呼!二公之贤多同，至议新法不合绝交，惜哉!”王安石死后，已为宰相、尽废新法的司马光闻而叹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并嘱僚属：“赠恤之典宜厚。”
因此可以说，除了自身愿望、皇帝之命以外，与司马光政见不和、且又十分执拗的王安石，也是成就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诞生于独乐园的一个重要原因。毕竟，“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温公以行新法不做枢密副使”，而着力改革变法的“神宗退温公而用荆公”，才使得司马光心无旁鹜、徜徉故纸，才能在独乐园中历时15年铸就了这一部史籍大典!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携书局至洛阳。次年，他自己出资在南尊贤坊以北买地20亩，修建了私家园林，名以“独乐园”。司马光在建于东汉广成囿、汉成帝常临而宴游旧址上的独乐园中，点缀了“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等若干建筑，可这些仅具有雅名而已，实则非常简陋。《洛阳名园记》对独乐园也只有108字的简短记载，称其“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
安居独乐园后，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一起，制定了写作计划，大致分为三个步骤：一、排列丛目；二、编写长编；三、删改定稿。第一和第二步骤由司马光指导助手完成，第三步由他亲自动笔完成。
编著工作从英宗治平三年(1066)起，到神宗元丰七年(1084)止，历时19年，其中在独乐园编写15年。19年中，编写的各种费用均由国家开支。为支持司马光编书，英宗还将自己做皇子时府里的2400多卷藏书送给司马光参考，并将皇家藏书之所的龙图阁、天章阁以及三馆、秘阁中的书籍破例许借。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用书目达272种，众多史料取自国家档案里的实录，而这些实录今天基本上没有保留下来，所以《资治通鉴》中的史料更显得弥足珍贵。
为了修史，司马光常常拒不见客，“日之不足，继之以夜”，每天挑灯夜读，黎明即起。他和助手所看书之多，后人为之叹绝，而仅是编写《资治通鉴》的草稿，就堆满了两间房子，其修史精神，可以媲美于司马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