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坐不住了，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国子监墙上，以示抗议。朱元璋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若不从重惩处，日后定会有人效仿。一声令下，赵麟被砍头了。国子监校门口竖起了一根高高的竿子，赵麟的头颅就像大蒜一样被挂在竿子上，摇摇晃晃得煞是可怕。杀了赵麟以后，朱元璋又叫人写了《赵麟诽谤册》和《警愚辅教》两本小册子，作为教材发给国子监的学生，告诫他们好好学习，不要再写大字报闹事。
直到现在，在国子监仪门外右边，人们还能看到朱元璋的碑文。“打五十竹篦”、“处斩”、“割了脚筋”等字眼不断映入眼帘，当然，现在有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毕竟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久，时间的卷帙早已哗哗翻过了数百年。
恩威并重之下，国子监的文化终于灿烂“开放”。这是一个帝都阳光灿烂的午后——明朝中期的时候，国子监学生曾高达8124人，国子监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一到晚上便灯火辉煌——“延袤十里，灯火相辉”，其壮观的场面可想而知，许多学生在这里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梦想。
当时国子监里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大致来自高丽、交趾、鞑靼等，就像现在中国人热衷到美国、日本留学一样。
国子监的东面就是孔庙，规模仅次于山东曲阜的孔庙。里面有从国子监移过去的世界上最重的书——“十三经石刻”(又称“乾隆石经”)，是用189块两米多高的石碑刻写的最完整的儒家经典，书法家蒋衡光在石头上书写就用了12年时间，这部书简直就是一大片壮观的碑林。
孔庙前院矗立着元、明、清三朝198座“进士题名碑”，碑上刻有5万多名历朝进士的人名、名次、籍贯，洋洋洒洒一大片。在这座庞大的碑林中，有一个个今人都熟悉不已的名字：袁中道、孔尚任、于谦、纪晓岚、王渔洋，甚至大贪官严嵩。还有张謇，晚清光绪20年甲午恩科状元、著名的立宪派代表人物、民族实业家。
但是盛极必衰。到了后期，国子监就慢慢地走向没落了。当时的政府自顾不暇，不给拨钱了，国子监的老师们也抱怨自己工资太低。原因之一是，这不是官府衙门，没人来打官司告状，不能“吃了原告吃被告”。二是，没有盐税河工可以承揽，挣不到“外快”。
为了“发财致富”，国子监的掌权者就想到了卖文凭。尤其到了清朝后期，有钱就能买到学生做。于是就出现了上文一幕。当时有考生中了进士，官府没钱刻石碑，结果是进士们自己掏钱刻石碑，刻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再搬入国子监，与其他的进士石碑立在一起。帝都文化斯文扫地如此，王城怎能不唱晚？
清末，随着科举考试的结束，国子监的功用也落幕了。辛亥革命以后，共和政府成立。帝都文化伴随着帝都一道消亡，清朝学部的事务，移交给新政府的教育部。最初，鲁迅由于工作的原因还去过几次。以后国子监开始接待的，就是到此的参观者了。
在今天，国子监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后，和故宫、城墙一样，成为诠释一座城市沧桑过往的活道具。北京依旧繁华，甚至更加繁华，但这这繁华不属于它们。它们永远在回忆、在沉思、在呈现。在那些遥远的岁月，它们完整地出演了一个帝都的喜怒哀乐与起承转合。幕启幕落之间，它们固化为历史，只将唏嘘与感伤奉献给世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