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在经元末兵火之后，到明初人口大减，据《宛署杂记》的记述，当时北平一度出现“商贾未集，市廛尚疏”的现象，据《明史》记载，朱棣为使北京的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曾先后下令“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迁山西民实北京，迁直隶、苏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实北京，减免逋赋等措施，使北京人口大增，特别是又经过宣德、正统、景泰、成化、正德等朝百余年的发展，使北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的局面。在北京南城的正阳、崇文、宣武三门之外，逐渐形成人口稠密的居住区，建有正东坊、正西坊、崇北坊、崇南坊、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等。由于城南地区处于辽、金旧城与明北京新城之间，在前门、宣武门、崇文门外形成了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同时，城南地区是皇家祭祀天地、先农的天坛、先农坛所在的重要区域。对当时南城外的防卫问题，早在成化年间就曾有此动议。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大军入古北口，直抵北京城下，掠劫财物，满载车骑而自行撤离，致使京城周围受到一次极为严重的破坏。经此“庚戌之变”后，嘉靖三十三年(1553年)，北京开始修建外城。至此，北京城墙的总长度达到70余里。这是北京城的舒展时代。
从明嘉靖以后至清代嘉庆这250余年的时间内，北京城再也没有大规模地开展城墙的扩建工程，而是十分注重对原有城墙的维护与修缮，特别是在明代后期，明王朝为了防御北方的瓦剌和后金的袭扰，曾多次较大规模地对城墙进行维修加固。奥斯伍尔德？喜仁龙在《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中记述到，当时在北京内外城的城墙，发现了大量的明嘉靖以后刻有万历30年至46年及崇祯8年修缮城墙的记事牌，也证明了明代后期曾多次对城墙进行较大规模的维修与加固，使城墙保持了完好状况的史实。
清王朝则更加注重和充分利用北京城墙对城市的防护功能。清代初期，曾将八旗军全部驻扎于内城的各个城门内，以加强北京城的防务。据《燕都丛考》记载：“自清建国，内外城仍明之旧，内城周四十里(应为四十五里)，为九门……分别满州、蒙古、汉军八旗方位：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通过这种方式，使军队的驻地与城门的防卫结合在一起，最充分地体现了北京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
清乾隆时期，国力强盛，曾先后对北京的皇城、内城、外城进行过大规模的修缮。在城墙的修缮上，乾嘉时期也达到了城墙修缮的高峰，在《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中，奥斯伍尔德？喜龙在对北京内外城墙的考察中，发现多处刻有清代各时期修缮城墙的石碑，记载了清代各朝维修城墙的准确年代。其中，在城墙上发现的乾隆年款碑刻为最多，据对全书记述统计，这些带年款的碑刻所记载修缮城墙的时间分别是：乾隆四年、六年、八年、十六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三年、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四十七年、四十九年、五十二年、五十三年、五十四年、五十六年等。从上述不完全统计得知，仅乾隆在位的60年中，就有20余年修城墙的记录。
此外，记载嘉庆年间修缮城墙的碑刻同样数量很多，其维修城墙的时间分别是：嘉庆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十一年、十二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等。在嘉庆在位的25年中竟有十余年修缮城墙的纪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