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经济的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一是所选定的都城位于富庶的农业区域中心。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八大古都中的西安、南京、杭州等三大古都的优势体现得较为明显。西汉时期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为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农业区域，“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南京位于已得到较大开发的长江三角洲西端，三国时期为吴国首都。而富庶的区域农业经济也正是南宋选择杭州作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所选择的都城交通相对发达，能够较为便利地从各地运输物资至此。洛阳之所以自西周初年起即被作为陪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定都于此有利于集聚贡赋、积储物资，因为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中心位置。在开封被定为北宋王朝首都之前，这一城市已发展成为交通非常发达的“北控燕赵，南引江淮”的水陆都会。
而汉唐以来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综合和大运河的兴修，则是北京最终于元代以后发展成为统一帝国首都的根本原因。
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长城沿线以北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汉族之间长期持续不断的争夺是我国大一统王朝首都位于北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较之农耕经济而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无论雪灾还是旱灾，任何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可能对其基本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为了维持生存，草原民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南向入侵。而草原民族的长期马上骑射生活又使其较之南方汉族更具战斗力。尽管从春秋战国开始，南方汉族政权为抵御草原民族的入侵而开始修筑长城，直到晚近的明朝长城又再一次得到强化，但是长城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来自北方的入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已实现内部统一的封建王朝来讲，“攘外”便成为维持其统治的一项长期不断的基本任务。维持国家统治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必须建立在更有利于“攘外”的北方。整个前近代时期汉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矛盾的一直存在决定了中国的政治重心从未真正离开过北方。
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而南的转移趋势。秦汉以来，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国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开发最早，也就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相比较而言，山东、河北等地都没有关中一带的农业经济发达。这一时期南方的开发更少，除巴蜀、荆楚等少数几个地方得到较好的开发而外，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更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都还很落后。因此，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在西北的集聚决定了北方草原民族(当时主要是匈奴)主要是从西北方面与南方汉族发展关系。这样一来，在以今陕西关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便成了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聚集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