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纯军事角度讲，首都城市必须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上，有险可恃，以有助于战时的守御，此即所谓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管子？乘马》)。但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的地理位置仅具象征意义，古代中国真正的战争时期少有两军长期对峙于首都之下的现象。一旦大军压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国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并且也更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具有便利交通条件的重要战略位置上，以有利于战时指挥调度，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统治渠道的畅通。西安赖以建都的关中平原东临滔滔的黄河，其余三面则是大山环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构成的秦岭山脉，西面是高大的陇山，北面有梁山、黄龙山、岐山等构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山川形势十分险要，历来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之说。与西安较为类似，地处九州之腹的洛阳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有虎牢险关，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除此之外，南京则以“长江天堑，龙蹯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带江淮”，具有重要的战略优势。而北京与关中一样，具有非常优越的军事地理条件。这是北京成为帝都的必要条件之一。
与政治、军事因素一样，经济因素也是古代中国择都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首都所需物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供给，城市的政治功能就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与西方中世纪城市较强的经济属性不同，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功能非常强大而经济功能却较为弱小，城市仅仅是“王公贵族的营垒，帝国广阔疆界中实现行政统治的独立的岛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农村的经济给养。而在各等级的封建城市中，首都又因其消费人口的众多而必须通过行政的力量从全国各地聚集资源，首都所需运送的物资数量也更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