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做“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和“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16]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20世纪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系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
珀金斯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以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国际银行家就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的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1971年，珀金斯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刺客”的任务，导致印尼严重负债。后来他又前往沙特，亲自操盘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Recycling of Petrodollar）的计划，为基辛格后来成功游说沙特、离间OPEC组织立下汗马功劳。后来，珀金斯又前往伊朗、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屡立奇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