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常傲慢。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从（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16]
斯蒂格利茨，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默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 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上。经典案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 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