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的“使徒会”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最优秀的12名成员所组成，这些人不仅要绝顶聪明，而且要出身显赫，每一个人都注定会成为英国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每周六在一处秘密会所聚会，讨论范围从哲学、美学到政治、商业。他们有自己严格的清规戒律，同时也蔑视社会的普通道德，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最有智慧的头脑，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并相互之间反复灌输这一信念。凯恩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从来就看不见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们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3]
在这个圈子里，除了凯恩斯和著名哲学家罗素这样的学者型精英，还包括罗斯柴尔德男爵这样的金融巨头。离开剑桥之后，每周六仍然参加“使徒会”秘密会议的成年使徒被称为“天使”，他们积极参与选拔新使徒和其他活动。
比凯恩斯小几岁的维克多·罗斯柴尔德（Victor 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着整个大英帝国货币发行权的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嫡孙，是有男爵封号的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与凯恩斯同是美国外交协会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的积极倡导者，这两个组织可谓欧美政界的“中央党校”，近百年来为欧美统治集团输送了大批“干部”。维克多按欧美家族银行的惯例在美国J.P.摩根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华尔街非常熟悉。他还是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维克多曾任英国情报部门（MI5）的高官，后来担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安全顾问，他的叔叔爱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被称为“以色列之父”。在维克多的引见和提携下，悟性极高的凯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价的债务货币和通货膨胀理论，才是当时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凯恩斯对他自己政治上的谎言很少感到不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规范约束。他习惯性地假造数据来符合他的经济理念。恰如罗斯帕德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原则只会妨碍他在正确的时刻取得权力的机会。因此，他愿意随时改变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为了一枚硬币，他也会这样做。”[4]
凯恩斯明白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他的学说成为“显学”，就必须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们在幕后和台前叫好，按现在的说法这叫被“捧红”。当凯恩斯辨明“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之后，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赋：雄辩的口才和惊人的推销能力。
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光环之下，剑桥似乎理所当然的会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作为马歇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凯恩斯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出版之后，国际银行家对这样对他们心思体察入微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是爱不释手，政治家们对这种“借钱、印钱、花钱”的廉价货币政策则表现出欲就还推的姿态，争论与叫好立刻席卷了学术界。
凯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价货币思想必将得到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损害的普通人民本来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接下来就是搞定学术界了。
首先凯恩斯宣布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理论和老旧传统经济理论两大阵营的对立，然后进一步宣称，他那本艰涩的新经济“圣经”只有“3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才能看懂”。这一宣称立刻受到青年经济学家的欢呼，保罗·萨缪尔森在给朋友的信中喜不自胜地庆幸自己还不到30岁，他说：“年轻真好。”但就是这个萨缪尔森也承认《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