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不知什么时候，乡下就只剩下这些走近我笔端的老人和小孩了。这是社会飞速发展中我来不及想的。面对这样的选题，我曾怀疑过自己的思想。但事实就是这样，在我的乡下我触目所及之处只有老人和小孩。母亲还告诉我，虎榜山下有个老头子死了，找不到小伙子抬死人上山。而我感到尴尬的却是狼来了，老人和小孩已无还手之力。我还亲眼目睹过从广州打工回来的一对青年夫妇，他们的小孩几年不见已不敢认爸爸妈妈了。女的手里捏着一块巧克力，男的手里抱着一个大玩具，可孩子不但没有走近他们，反而一阵哭嚎，跑得远远的。尽管这对夫妇找了很多钱，但买不到儿子的一声叫唤，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有些悲哀。
回家过年显然萧条和冷清了许多。极少有人在这几天不远千里而来，与亲人朋友推杯换盏喜相逢。多数远走他乡的村人都在外过年，照他们的话说是花几百块车费回家，不如去超市购物，这样实在是爽得可以。
其实真正回来了的又急着冲出门去。于是大年初二就提着大包小包的各奔东西。春去春回来，乡下过年就只剩下个朴拙的形式了。我好不容易从西藏军营回来探望父母逢上过年，心里别有一种滋味——
谁的心晾在外面忘了收
我的乡下
谁的眼泪在飞
我的乡下
谁的教鞭停止了歌唱
我的乡下
现在让我想想，这些年出门在外的都有谁还在坚持回乡。乡下究竟还有多大诱惑？好像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当兵的了吧,好像只有我和他还挂念乡下。
数年前，我还是个光着脚丫常常行走在田野里捉泥鳅的大男孩。而前面提到另一个当兵的则比我年龄要大些，但他却过早地放下书本当了一名挑灰桶的小工。我远征西藏的第二年，他弄到一张初中毕业证照样参了军。多年后我们都留在部队，过着制式化的生活。据说，他一直在帮首长开车，而我在机关执笔文书。我们不愁吃穿也不为生活茫然随波逐流，而且每年还可享受正常探亲，少则五十天，多则八十天。岁月常安排我们在同一时间从两个极端的方向往一个叫乡下的地方赶。我们虽然相逢，但却少有交流。
有一次他全副武装的出现在村口向我打招呼：好久不见，你这些年都去哪儿了？我如实答道：还在西藏。他说：真好。我说：好。没几天，我们又在车来车往的站台相见，我很想再问你好，但他却躲进车，鬼撵似的消失了。我想，也许是我们回乡的举动各异吧。他喜欢穿军装，挨家挨户串门，小孩子见了都相互转告：公安局的来了，还不赶快跑。那些小孩子的妈妈见我就说：那个人回来老戴公安局的大盘帽，怪吓人的。她们还问我：你也在部队怎么从没见你穿一套回来呢？我无言。许多人都这样将同一问题把我问得哑口无言。有时，我放慢脚步，也想说几句，但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与村人的交流被迫少了许多。其实打个招呼，说一句你好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可见了他们就不知说啥好了。有时，顶多递一个微笑就走过去了，如果缘分再让我们相见，大家点点头就行了，甚至微笑也可以省去。所以我想军装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场合并没有农民着装自如，随意，亲切……也许村人更愿意关心庄稼，毕竟他们的命运和土地息息相关。
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里，军装只不过是一种颜色罢了，不值得在我的乡下如此高高在上。这在村里人的眼睛里早已有过说明。
还有一个人，我还能想起一个五年来未曾谋面的同龄人。他是二十世纪典型的用钱堆出来的大学生。他们家其实早就出过另一位大学生，就是因为那位大学生才有了他这个大学生的诞生。贫寒的家为了这两个大学生耗尽了两位老人所有的心血，最后没办法只有拆房子卖梁。第一个大学生参加工作后的所得工资全部堆在了第二个大学生身上。他终于毕业参加了工作。第一个月拿了一百八十块钱的工资，他哭了，心想这么低的工资何时才能还清上大学时欠下的债啊，于是一气之下去了广州，而且一去不返。如今在一座新城拼命回收着上大学花出去的钱。五年过去，他把包里塞得鼓鼓的，第一个大学生却不幸下岗了。他在与我通信中说，生死也不回那个乡下了。他还告诉我作为出生在先辈大教育家吴玉章先生故居的年轻人，出门在外就意味着出息，如果常回家看看则意味着倒退。诚然吴老先生的乡下实在是太穷了，但听说吴先生在中国教育事业上作出了很大贡献，家乡人民敬仰他，特别在自（贡）荣（县）路途经的双石镇口为此立碑塑像，并请来吴老的弟子杨尚昆为此题词——“吴玉章故居”。
有一天，我路过“吴玉章故居”，看见吴先生仍正气浩然地观望着自己的故乡。尘埃染遍了他伟岸的身躯，潮湿的气候模糊了他年轻时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目及之处，都是些破烂不堪的小街和教室。教室里许多静静观望着空白黑板的小脑袋们不知吴老先生何许人也，这难道不是故土的一种羞辱吗?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老师被拖欠了半年工资不来给他们上课了。
我回乡也遇见过自己的老师，他过去教我们写方程式，现在改行叫我们掏钱坐他的两轮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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