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神宗为什么有意让王安石离职呢？其真实原因并非是因为天示灾异、人情未顺，政治经济也并不像韩维所拟的诏书中说的那样一团糟，恰恰相反，当时正是变法革新的黄金时代，是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之时。
首先，由于王安石的一再坚持，王韶在招抚西蕃的过程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使朝廷拓地数千里，达到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标，这是宋王朝在军事上的重大成功，也是在对外战事中所获得的唯一值得骄傲的大捷。
其次，由于实施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理财方案，国家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收入大幅度提高。据《宋史》卷三二八安焘传，安焘指出“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毕仲游、李常等元祐官员也都指出当时州县钱财充足，不仅足够时需，还可供以后数十年之用。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78页等。
再次，经过数年的努力，改革派逐步占据上风，保守派的势头被压了下去，政治上已经出现了邪不压正的局面。
为什么在变法取得了一定成就、局势一片大好之时，神宗会做出这种匪夷所思的决定呢？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神宗当时并不是真的以为自己“涉道日浅，晻于政治”，而是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称得上是“涉道已深，熟知政治”了，因而不希望再当言听计从的附庸之君，想直接走向前台，名正言顺地做变法的第一号领袖了。
刘安世《元城语录》在论及王安石与神宗的关系时称：
得君之初，与人主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引自《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241页。
在变法之初，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变法的实际领袖是王安石。当时神宗与王安石虽然有君臣之分，然而二人关系非同一般，有如朋友，不得以普通的君臣视之。年龄上，一长一幼，相差近三十岁；能力上，一强一弱，无论是学识、思想还是经验、能力，都相去甚远；性格上，一刚一柔，王安石秉性坚刚，百折不挠，神宗则相对柔弱，常犹豫不决。因此除了所谓君臣之分，在其他方面王安石都处于强势地位，而年轻的神宗自知事事须依赖王安石，不肯经常拿这一点来压制他，因而只能是服弱。然而神宗虽然称不上是一代英主，却也并非庸弱之辈，他对自己的这种地位是不满意的，只不过迫于时势，暂时隐忍而已，一旦他觉得羽毛已丰，便要毅然“正君臣之分”了。
正如邓广铭先生所说，神宗的这一意图并非迟至元丰之初才显露出来，也不是二次罢相时才有所表现，而是在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就已初现端倪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