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之辈大谈仁义，反对征利，大谈“不患寡而患不均”，俨然是重义轻利的君子、百姓利益的代表。他们每言新法扰民，仿佛自己是在为下层百姓打抱不平，其实不然。他们痛恨新法，是因为新法对他们这个阶层的不合理利益有所触动。苏辙痛斥王安石为“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的“小丈夫”；司马光大谈民之所以有贫富，是由于愚智懒勤不同，贫民必懒惰、愚蠢、爱享受。可见他们并没有真正为百姓着想。这些人表面上大谈义利矛盾，主张重义轻利，实则重利轻义，而且是只重己利，只重上层利益，根本不考虑国家与百姓的利益。在他们心目中，义与利是完全统一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就是最大的义，谁侵害本阶层利益，就是不义。
王安石的义利观较传统儒家和守旧派高出一筹，他认为义与利是统一的。“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即是说利就是义，义就是利。
《长编》卷二百一十九载有王安石与神宗等人关于义利关系的一段对话：
上曰：“但义理可行则行之，自无不利。”安石曰：“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公亮曰：“亦有利于公家不利百姓者，不可谓之义。”安石曰：“若然，亦非人主所谓利也。”
神宗所言是说义就是利，义与利不矛盾，只要顺乎义理而行，自然有利。虽然这也是强调义与利的统一性，但又有孟子“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的痕迹，强调只要顺乎仁义，不求利而利在其中。王安石则顺着神宗的意思加以发挥纠正，一方面指出“利者义之和”，利就是义，有义必有利；一方面又强调“义固所为利也”，义的目的就是利，表明求利就是求义，求利是高尚的，并不可耻，义如果不与利结合，就是虚说。他有意将利置于一种更高的地位，以纠正对利的偏见。
曾公亮则指出义与利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公家与百姓的利益其实是矛盾的，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百姓，公家利多而百姓利少，则不能称作义。曾公亮的话是别有深意的，守旧派每每指责新法与民争利，有利于公家而不利于百姓，但这里所说的百姓是有特指的，并非真的是指全体百姓，而是指上层官僚、富豪。曾公亮再次强调义利矛盾，强调“百姓利益”，就是坚持上下利益是矛盾的，认为公平分配比发展生产更加重要，而他们的公平分配，其实就是让上层官僚、富豪多得，朝廷和下层百姓少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