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对贪官、庸吏不仅不严加惩办，反而专门掩盖其过失；用兵无方，十出九败；理财无策，府库空虚。这样的皇帝反而受到苏轼的称颂，这里面显然有立场的问题。实际上，苏轼是完全站在官僚地主的立场上来对仁宗做出上述评价的。仁宗对官僚持法至宽，贪污犯罪失职者都受其庇护，这些人当然会对仁宗称颂不已；不改旧章，最大限度地维护上层富豪的利益，他们当然会拍手称快；军队战败，受害者主要是普苏轼治平帖通士兵和边地的百姓，士大夫们照样能在后方寻欢作乐，自然难有切肤之痛；国库空虚，官僚地主们的私仓却充裕得很，他们当然也不会着急。至于贪官污吏给下层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溃败给普通士兵和边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的严重损害，积贫积弱给国家带来的屈辱和隐患，苏轼们是不会考虑的，他们完全将本阶层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和下层百姓的利益之上，站在这一立场上，他们欣赏仁宗、厌恨神宗就不奇怪了。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苏轼、司马光之辈简直是愚昧、自私、偏执到了极点，这与他们博学多识的君子风度相去甚远。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苏轼、司马光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经济是发展的，只知道简单再生产，以为天下财富是一个不变的常数。既然财富总量不变，或者说变化的可能与幅度很小，则不在民，就在官，不在下，就在上，公平分配比改变总量的多寡更有意义。但是，由于分配权是掌握在上层手里，因而他们更倾向于集中财富，将其中的一大部分征收上来归极少数人享用，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便是贫富不均。孔子所说的“有国有家者”就是指上层统治者，特别是君主，孔子劝告他们“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说不要害怕自己手中的财富过少，最重要的是要关注对老百姓是不是公平。因为专制社会的权力和财富都集中于上层，上层不足，即“寡”的可能性不大，不足为虑，对下层盘剥过多，即“不均”才是更突出的矛盾，值得担忧。因此对孔子的话不能片面理解，更不能曲解。
从义利关系方面说，上层得利越多，国库越充裕，就表明对下层的盘剥越厉害，不均的现象也就越严重，因而义就越少，就越显得贪婪、残暴；反之，上层越不重利，国库越空虚，就表明对下层的剥削越轻微，百姓得到的实惠就越多，因而统治者义就越多，就越显得仁义、节俭。苏轼如此盛赞仁宗，除了阶级立场之外，就完全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
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义和利确实有矛盾，但如果脱离具体条件，将义和利完全当成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羞于言利，只重分配，不谈如何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乃至将言利者称为小人、言义者称为君子，就是走向极端，与真理和公平差之万里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