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认为在不能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情况下是不能先言省兵的，因为质量不行，就只能依靠数量，不然难以御敌。而且这帮老爷兵骄惰成习，硬裁下来，一时间也不可能改变旧习，还是不耕不桑，让地方白养着，如果不养着，他们又会为贼为盗，为害更大，因此，这些人裁与不裁差别不大。那么怎样解决问题呢？王安石提出两个并行的方案：一是择将治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以质量代替数量；二是减轻农民负担，使人乐于为农，不愿当兵，这样一来游民数量就会大大减少，兵额自然也省下来了。
王安石认为，要想提高军队的素质，就必须改变“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现状，使兵与将相互熟悉，兵有约束，将有职责，上下拧成一股绳，齐心协力，有了凝聚力，就会有战斗力。将兵法的实施，就是为了这一目的。
将兵法打破了原来的禁军编制，让富有战斗经验、爱兵亲民的将官统领一部，其辖区比较固定。将以下设副将，将与副将皆给虎符，以增加其权力与威信；又设训练官一职，次于将佐，专门负责军事训练。根据将兵多寡，又在将下设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四级军官。将兵法使兵与将比较固定，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王安石认为宋军的痼疾是“将非其才，议不得专”，省兵的关键是择将。在择将方面，王安石认为必须选择文武全才，不可专赖武人。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指出“先王之时士兼学文武，未有不学武事者”，因而各级官员都是文武全才，出则为将，入则为官，守边、戍卫，都是士大夫充任，而今文武分家，文士耻于言武，武官短于知文，军中兵将皆不解文言，不识礼义，战则无策，居则无行，将守边、戍卫的重任托付于此辈，如何得安！因此提高军队素质的关键是提高兵将的文化修养，培养一大批文武全才置于军中。为了培养军事人才，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恢复了仁宗时一度设置，但旋即废罢的武学，选文武官员知兵者充任教授，招收武生，官给膳费，学习兵法战策。
王安石认为武将也应精通兵书战策，智略与勇力是同等重要的。因而他对武举设墨义一科极为不满，认为文官诵书多少还有点用处，武官只会背诵兵书，不识文义，则一无所用。与其招一些只会背兵书、不懂武艺的学究从军，不如多招几个精通武艺的武士。他还认为择将不一定非得是武士，文士知兵者也可以为将。他坚决支持本是文官的王韶为将，使王韶终于完成了收复河湟的绝大功业。
王安石察知募兵制的危害后，主张逐步减少禁军数量，恢复古代兵农合一的制度，以经过训练的民兵辅助黥兵（脸上刺字的职业军人），因此他力主推行保甲制。
保甲制于后世评价不一。古代多予赞扬，认为它有助于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稳定；现代则多予批评，认为保甲制限制了百姓的人身自由，是维护封建专制的工具。其实对这一问题应当辩证看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