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铭说他注意到我，是坐在我身后时，发现我耳朵里总是塞着耳机，不管是自习还是上课，课本下压着厚厚的小说。既使这样，我看起来也不像一个叛逆的坏学生，我的长头发和孩子脸给人一种假象。我未刻意伪装出一副爱学习的样子，多年来做一个听话的孩子，成为一种惯性。实际上，我讨厌外表的柔顺，盼望自已变得堕落，彻头彻尾地堕落。我和苏铭交往不久后，将自己的课桌搬到最后几排，加入老师眼中那帮差等生的温暖大家庭，把一张张做不到尽头的高考模拟试卷搓成纸团，在飞镖比赛中扔向墙角的垃圾桶，或者折成纸飞机掷向窗外。这些破坏行为被徐一鸣看在眼里，却没有一点力量。
在理查德·克莱德曼流水般的钢琴曲里，我昏头胀脑地试图记住那些节奏和曲名。钢琴离我的生活太遥远，整个梅城里就我们学校的展览室里有一架旧钢琴，只有一个音乐老师能弹几首简单的曲子，大部分时间，它被闲置在那以供观赏，我和苏铭曾多次溜进那间放着钢琴的展览室。钢琴以遥不可及的优雅，高高地端坐在我的生活之上，虽然不懂得欣赏，但可以忍耐无知，选择一种欣赏的姿态。我在多若繁星的磁带中选择了钢琴王子，不仅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而且，用交响曲和私语堵塞耳洞，把生活拒之门外。我在那混乱不堪的境遇里反复向往着钢琴，向往优雅。
那样的心境下，没有选择摇滚音乐，似乎蕴含着某种性别暗示。
若干年后，偶尔听到崔健的歌，一下子就记住了那首歌词，“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反复听那首歌，感动得不能自拔，那是我内心最为真实的写照。一个是繁琐的回忆，一个是抽象的希望，摇滚是生活中尖锐的疼痛感，比唯美的音乐更加有质地更加温暖，但是，若没有中间那么多年生活的经验，我也无法与之产生共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