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躺在一辆飞速行驶的列车上（人们通常认为时光就是一列快速行进的火车），想到苏铭、徐一鸣、梅青和许多不相干的人。一排排树木向我重重扑过来，又闪电般退去。婚姻是那些种类繁多的树木中的一种，我无数次与它们相遇，却从未看清它的面目。近年同学重逢，问得越来越多的一句就是，你结婚了吗？我很干脆地回答说，没有。你呢？我早就结婚了，或者是,结婚了，前不久才结的婚。他们的回答里，无一例外地洋溢着欣喜与平淡、踏实与无奈之类矛盾重重的混合气味。我们生活在一个许多道门的城堡里，出生是进入古堡的第一道，死亡是最后一道，婚姻是其中之一。每跨过一道门槛，门立即在身后消失，我不知不觉被推到婚姻的门前，却不肯迈步。
婚姻给我的最初印象，不是来自于父母，而是来自于徐一鸣。在这点上，苏铭与我截然不同，他直接来自于父母，从小生活在父母失败的婚姻阴影下，对婚姻似乎深怀恐惧。我的父母只与“家”联系在一起，既使端详着镜框里高大英俊的父亲紧挨乌黑大辫子垂在胸前的母亲的结婚照，母亲和父亲脸颊上有遥远年代的胭脂色，据说那时候的彩照，颜色是照相师傅后来描上去，我也从未想到过那就是一场婚姻。
当我提着装有礼物的纸袋，敲开徐一鸣的家门时，婚姻在我脑海里面慢慢拼凑出来，那是1992年同样炎热潮湿的梅城秋天。
门打开后，我看到徐一鸣那张无比熟悉的脸上露出仓促的微笑，上身却陌生赤裸着。我的脸腾地红了，眼睛不知道该往哪里看，他趁我换拖鞋时迅速进屋穿上一件衬衣。虽然只一眼，但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震惊，他的肌肉结实致密充满弹性，生机勃勃。我第一次认识到，与服装剥离的徐一鸣也是一个真实存在。他的形象之前一直与衣服不可分割，衣服甚至成为代表他的符号，仅仅从那些符号里，我就能分辩出他的背影。符号弱化了生命的肉体象征，可是，那年夏天，出其不意的白色把徐一鸣拦腰截断，我仿佛从长年黑暗的洞口出来突然看到闪电强光，一片空白。
我发觉我来早了，其他人都还没到，前面的电视机早就打开。一扇轻轻掩着的门里传来菜在锅里翻炒的“滋滋”声，高压锅的阀门吐着白汽有节奏地旋转。卧室的门敞开着，能看到床和写字台，床上堆着零散衣物。徐一鸣亲切地叫我坐在沙发上，一边给我泡茶。我暗暗打量他的房子。越来越浓郁的饭菜香味从掩着的门里飘出来，门里系着围裙的人一定是徐一鸣的妻子。我正在考虑该叫她师母还是杨老师，他妻子是另一所学校的老师，一个大脸盘的中年女人端着菜出来了，比我想象中高大，没有我想象中的亲切柔和，长相属于那种二十岁以后长年保持三十岁外貌的女人。她脸上虽然带着笑容，却让人感觉到冷漠。她的冷漠与徐一鸣不同，徐一鸣的冷漠来自内心的复杂，她的冷漠是空荡荡的，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性格。
我站起来，叫了她一声杨老师，经过快速权衡，我认为师母这个称谓带有更深的感情色彩。拥有冷漠笑容的杨老师对我笑笑说，来了。摆桌子吧，她把菜放在饭桌上，吩咐徐一鸣。我手脚笨拙地帮着徐一鸣摆碗筷杯子，她又闪进门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