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显得为难地用犹豫不决的语气回答她，我说，好吧，我试试能不能请到假，可能回也可能不回。我是一个虚伪的女人，在母亲面前，我也做不到脱下自己的伪装。我比谁都清楚，这个月的工作已近尾声，并且我还留着去年一年的年假未休，请假绝对没问题，而且我自己也想回一趟梅城。
母亲一定感觉到我的烦躁不安，她不说话了，照例等我先跟她说再见，我道了别，她突然惊呼，几乎是惊呼，因为她的声调都不一样了，好像她跟她后面要说出来的话都是劫后余生，吓了我一跳。她着急地说，你看看，你看看，瞧我的记性，这么重要的事，打电话之前还一直记着，怕忘记告诉你。
母亲接下来的话令我感到有点意外，她说前些天有个自称某报社工作的人打电话找过我。
我告诉他你的手机号，他打电话给你了吗？她不安地问。
我想了想说，你有没有问他叫什么？
没有。再说，那天你父亲刚好不在家，她抱歉地说。她只能一再强调那人自称在报社工作，什么报社她说不清楚，人们对来自遥远而陌生的东西总会慌乱，尤其是一个深居小镇的家庭妇女，我隐约感觉到，报纸杂志等一切与文字相关的事物，在母亲心中永远高不可及，令人神往。她或许在慌乱中根本就听不清楚，也或许那个人含糊其辞根本不想说清楚。那个男人说的是普通话。
我的想象力可以将那天的场景完整复原，她一定恍惚了许久才把女编辑与她的小女儿联系起来，她从前所接过的电话里的人只找她的女儿，而不是一名编辑，我从未跟她谈过我在上海的工作，她们唯一知道的是我在杂志社上班。她什么都还没来得及问，电话那头已经客气地道别。也可能由于她对我在上海生活情形的一无所知，而使她羞于向陌生男人开口询问，报社和杂志社之间在她心目中存在一种神秘联系，所以她只能凭猜测认定我知道这个打电话的同行。
我知道她放下电话后开始担忧那个形迹可疑的男人，此前，她不知多少次叮嘱过我不要将自己的住处和电话随便告诉不熟悉的人。我不忍让她自责，也想早点挂掉电话。
我问，你还记得到底是哪一天吗？
她想了一会儿说，一二个月了吧，记不清，总之有蛮久了。
我说，我知道了。没关系，他会打的。
这个不明电话并没对我产生多大的干扰，在很短的时间内，我把有可能打电话的人都琢磨一遍后，决定不再想它。我没有什么在报社工作的朋友，或许是某个与我有过几次联系的投稿作者，我在交谈里无意之中透露给他我和梅城的某些个人信息。这样，母亲最后的话也仅仅让我感到有点疑惑，仅此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