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中山路平稳穿行，旋转，高架桥远远地退奔地平线。女歌手的声音在车内呻吟，空洞的诉说，空洞的伤痛，空洞的庸懒和歌词里莫明其妙的意象，无疑是我一直喜欢的女歌手，一个勇敢率性的女人，早期的风格写实，走情感路线，后期风格变得诡异迷离，音乐里堆砌着极端的个人感受而愈加受人追捧。我认为一个人走入极端之后，很容易迷失，她很难再超越她自己。刚出道时她叫另一个名字，她的本名，后来改了一个很媚俗的艺名，风格也大变，前后期的形象造型也判若两人，几乎令人怀疑是她自己刻意创造的一次重生。我第一次听到她的歌时，竟然莫名其妙地伤感。
很多年前，我在一个南方城市里做过兼职的英式斯洛克台球室招待员。招待员的工作在晚饭之后开始，白天我是一家酒店办公室的美工，负责各种宣传海报的制作和参与宣传策划，那是一份比较琐碎并不复杂的工作，所以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吃晚饭，然后步行二十分钟，六点钟之前赶到桌球室。
台球室位于一栋不起眼的民居底层，生意比较清淡，客人多来自附近的年轻居民，在我工作的时间段内（六点至九点半）从未超过两桌客人。老板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大大咧咧，眼皮总是浮肿着，一副没睡醒的样子，偏爱涂着深色的眼影，喜欢也着眼看人，特别是男人，配上那对沉重的黑眼圈，倒平空添了点女人的哀怨之美。
我对台球运动没什么兴趣，清理好台面，招呼完客人的酒水，我退回到吧台后面。低垂的锥形灯罩，将雪白的灯光投射到墨绿色台面上，客人们围着那圈光线进进出出，打完一局叫我，我便拿着三角框过去，把球一一从网眼球袋里拣出来，22个五颜六色的球，瞬间在台面上砌成一个漂亮的三角形。
我在吧台后面看书或者写信的时候，老板娘正与男人们打情骂俏。她总是稳稳地坐在收银台那些酒水中间，或者懒懒地一只深肤色的胖手肘撑在玻璃柜台上，手背托着腮帮，也斜着眼看身边的男人。她从不干涉我做自己的私事，也不关心那些与桌球无关的我的事情，她付给我每个月的薪水也是极其微薄的，不过她知道我并不在意这一点。所以我能够悠然自得地给徐一鸣写信，随手在空白的酒水单上，写完后顺手夹进书页里面当书签。在我身边，低垂于球台之上的圆椎形灯罩把球台笼罩在雪亮的光下，拖着长柄球杆的客人绕着桌沿走来走去，球与球相遇时发出清楚的撞击声，还有老板娘胸脯颤抖着的轻佻笑声时时传进来。
我给徐一鸣写过很多信，这些信浪费了不少桌球室的酒水单，整整齐齐地按时间顺序收在我办公室抽屉里，未被誊写下来，也从未寄出，孤独无趣的时候，拿出来一页一页慢慢地读。它曾经成为了我的一种寄托，我那虚无飘渺情绪的一个载体，空虚、无奈、焦虑、迷惘，一无所有的哀伤。我像一头老牛，站在夕阳下望着远方，把自己的生活不紧不慢地回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