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晚上聚会，还有其它同学。苏铭做东，吃饭，喝了不少的啤酒红酒，气氛热烈异常。然后又去梅城新开的一家舞厅，要了一个小包间，继续喝，抽烟，跳舞。女生们嘻嘻哈哈地叫苏老板。苏铭微笑着，很豪爽地喝酒，很大方地买单。
他的手从外套里层贴近胸口的地方伸出来时，并不是钞票，而是一个深棕色鳄鱼皮钱夹。夹子四四方方，皮面不动声色地反光。他翻开夹子，从里面抽出两张纸币，再啪地合上。所有人都盯着他手上的皮夹子，惊羡在脸上写得一清二楚。我的口袋里不到二十块钱，并且是皱巴巴地蜷缩在裤袋角落里。那时候的学生都没有使用钱夹的习惯，喜欢随手从口袋里摸出皱巴巴的一堆零钞，皱巴巴的碎银子与穷学生的身份更熨贴。
吴小琴曾送我一个皮夹做生日礼物，在她的督促下，我才装模作样地把它放进口袋里。更多时候，那个宽大沉重的皮夹变成一个累赘：掏钱过程变得繁琐，占用了我口袋里的空间，并且我时常担心它丢失。因为她送我钱夹的同时，将我的身份证、工作证、银行卡、健身卡、某酒楼赠送的有名无实的打折卡，全部搜罗安插得密不透风，最外一层放了她的照片。以至于一打开钱夹，就看到她得意洋洋地盯着我笑。我被她盯得心里发飘，这装模作样的丰盈，难道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梅城是那么小啊，而我终究还是没能习惯使用钱夹。
像其他人一样，看着十年前的苏铭晃动着鳄鱼皮的钱夹，我有点眼花缭乱，随之而来的时刻安静得很微妙，没人说话，脸上的表情都有点做作，大家等着服务员找钱回来走人。没有人提出要看一看他的鳄鱼皮钱夹，也没有人提起他退学的事，他的身份转换，似乎都是理所当然。从舞厅里出来，融洽热烈的气氛又回来了，余兴未尽，我们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在街头晃荡到半夜，最后决定去一个同学家里打牌。
那个赢了钱的晚上，我发现了一个新的苏铭，我看到了潜伏于他身上后来伴随了他短暂一生的东西，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金钱的无所谓，对感情的无所谓，对人生的无所谓。他被这种无所谓的力量推动前行。
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我又何尝不是如此。我的生活很快地恢复原有的秩序，前一天，我经过青年街8号带小院的青砖楼，“日盛广告公司”的招牌还挂在原处，院门紧闭，高出院墙的散尾葵仍然枝繁叶茂，我的心静得竟如一潭死水。我甚至都没有稍稍放慢一点点车速，摩托车从那院门前闪过去。我与苏铭其实没什么不同，他的无所谓表现得不过比我张扬点而已。有时候，我感到恶心和消沉，憎恶一切，尤其憎恶自己的脸，一张中年浮肿的脸，肌肉开始松驰。只要听吴小琴念到“从容淡定”这几个字，我便忍不住骂她“白痴”。吴小琴喜欢看爱情故事，并且喜欢躺在床上念，边念边感叹。那些爱情故事里，描写男人女人偏爱“从容淡定”，似乎那是一个很伟大的词。
我憎恨这“从容淡定”，这假扮纯洁的暗娼，捂紧麻木不仁腐烂不堪的私处到处做秀。
因麻木而虚假地强大(淡定)，因麻木而虚伪地从容。
我想起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我们都是木偶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