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能够做到这些，主要是因为他懂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太宗出生于隋开皇十八年（599年），当时“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贞观政要·安边第三十六》），正是隋朝的盛世，然而隋炀帝即位后荒淫奢侈，大兴土木，游幸无度，皇帝坐了不到14年，隋朝便土崩瓦解，短命而亡。唐太宗本人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看到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力量，认识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也懂得了王朝的兴衰取决于帝王行动的好坏，因而励精图治。他曾对大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剥削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有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为了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太宗甚至亲祭先农，躬御耒耠，耕于千亩之甸，使观者莫不骇跃。京畿地区曾发生大面积的蝗灾，庄稼大受损伤，太宗亲自视察灾情，还气愤地抓起一把蝗虫骂道：“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于是举起蝗虫要吃掉。身边的大臣急忙阻止说：“恶物或成疾。”太宗坦然回答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竟然真的吞吃了蝗虫。正因为太宗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得到极大发展，人民衣食有余，安居乐业，经济得到了恢复，“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备粮，取给于道路焉”。
在贞观时期，文化教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太宗继位以前，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继位之后，认识到天下不能再“以马上治之”，于是采纳魏徵的建议，大阐文教，发展文化教育。即位之初，太宗便下令在长安重修国子监，并为国学增筑学舍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置生员，扩大招生。之后，太宗又兴建书学、算学、律学三科学校，由国子监统领。这一举措在全国影响很大，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集京师，甚至高丽及百济，新罗、吐蕃等诸国君长均遣子弟来长安留学，“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也”。
太宗还十分重视图书的搜集与整理。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丰富的历史典籍和文献。但是隋末动乱长达十几年，典籍和文献遭到严重破坏。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任命魏徵为秘书监，组织文士大修诸经正义和史籍。太宗还对科技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士民进行重奖，以鼓励发展科技文化。李淳风通晓天文、历法、阴阳学说，曾制造出在周朝末年已经失传的浑天仪，并著《法象书》，受到太宗的重视，授官将士郎，直太史局，后来又被任命为太史令。太宗以恢宏的气度，大阐文教，兴办各类文化事业，使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地改变了“隋季以来，丧乱滋甚，周孔之教，阙而不修”的文化苍白局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