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年轻人带着口信来见霍夫根——传信的人是刚被党卫队拷打而死的奥托。大致说来，口信的内容是：我们最终必将胜利，届时我们知道该吊死谁。这信差的来访让霍夫根很紧张。“人们到底要我怎么样？”他可怜巴巴地怨叹，“他们为什么不放过我？为什么对我这么坏？我只是个可怜的演员啊！”26
情况变糟时，梅菲斯托便抛开戏服，变回幕后那个害怕的人。但这就能让他摆脱先前自己为求名利权位、拿艺术做伪装和工具的所作所为吗？
在此类魔术师或巫师或幻象制造者的角色中，作假骗人、操纵某种权力的问题从来都不会离得太远。看来，当艺术家试图获致超出自己艺术领域的力量时，就进入不保险的状态；但若他压根不面对社会现实，就有变成完全无足轻重的危险——只是乱涂乱写，做些解闷的手工，摆弄些零零碎碎，躲在自己的世界里，天天思考笔尖上能容多少天使跳舞。
该怎么做？该迈向何方？该怎么继续下去？有没有一种身份能让作家结合责任与艺术坚持？如果有，又是什么？拿这问题去问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它可能会回答——见证。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亲眼去见证。
这是个古老的角色。当时我在场，我看到了，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是很有诱惑力的建议，深深吸引着想象，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约前425）希腊文史学家。以后的作家都知道。“好文字就像一扇窗。”27乔治·奥威尔如是说，意味着我们透过这扇明净窗户看见的就是事实，完整的事实，除了事实还是事实。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约伯记》里的四个证人这么说。28必须有人存活下去，才能叙述发生了什么事，这是描绘集中营的电影《争取时间》（Playing for Time）中，一名老人将自己那一小份腊肠递给凡妮莎·雷德格雷夫饰演的小提琴家时所说的话。叙述牢狱，叙述漂流、战争、内战、奴隶生活、灾难、顽强罪犯和海盗的回忆录、乱伦受害者的故事、苏联劳改营的故事、暴虐罪行的故事。若我们认为这些故事是真人真事，尤其是发生在作家自己身上的话，会觉得它多么具说服力啊！
这种叙事的力量极为强大，尤其是与艺术力量结合之下。写作这类叙事的勇气，以及有时需要偷偷夹带出境使之能够出版的勇气，也同样令人震撼。这些故事存在的领域既非事实亦非虚构，或许两者皆是：我们就称之为加强版的事实吧。其中两个极端的例子是：波兰作家里札·卡普金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的《皇帝》（The Emperor），叙述埃塞俄比亚皇帝垮台的故事，以及库吉欧·马拉帕德译注：Malaparte原名Curzio Suckert，为意大利记者、外交人员，曾任职法西斯政府，但后唾弃墨索里尼。惊人的作品《完蛋》（Kaputt），在二次大战期间的纳粹占领区偷偷地、零星地写成——当时这份稿子若有任何一页被发现，他一定会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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