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为作家，是否必须受苦？”刚起步的作家常这么问。“别担心，”我通常会说，“不管你喜不喜欢，一定都会受到苦。”我应该再补充说的是：很多时候，受苦是写作的结果而非起因。为什么？因为世上有很多人绝不肯让你这么好过，你这自以为是的自大家伙。出书常常很像出庭受审，受审的罪名跟你心里知道自己做出的事大不相同。“只有小说家了解秘密人生，了解所有隐晦和忽视之下的愤怒。你们大部分都算得上半个杀人犯。”《毛二世》的一个人物如是说；20有同样看法的包括许多评论家、许多高度警戒的委员会（其愤慨的成员专心致志要为今日年轻人清除不良读物），以及许多独裁政权的政府。他们知道有具尸体埋在哪里，一心要把它挖出来，要追捕你。问题是，他们挖出的东西通常不对。
在这个层面上，写作与其他种类的艺术——或者今日的媒体——有何不同（如果真有不同的话）？各类艺术都曾饱受诽谤，每一种艺术家都曾面对行刑的枪手。但我认为作家特别容易受到有权力谴责他们的人报复、在街头遭到暗杀、被丢下直升机，不只是因为作家太大嘴巴，更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语言本身就具备道德层面：如果你说杂草，便不可能不对那种被你归类为杂草的植物表示负面评判之意。
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全都得熟悉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一首名为《诗之艺》（Ars Poetica）的诗，其中几句是：“诗应是可以触及的，缄默的／一如成熟的果实，”结尾是：“诗人不应意指什么，只消存在。”21这首诗当然违背了自身的教诲：它是一首诗，但并不缄默也不乏意义，事实上，它稳稳立足在提供告诫的传统里。长久以来，评论家主张艺术的目的在寓教于乐，我认为这首诗“教”的部分远超过“乐”，甚至可说是在订规定，而例如格特鲁德·斯坦因那句著名的小诗“草地上的鸽子唉呀”22就远没有这种意味。麦克利什这首诗也不像塞尚式对苹果之为苹果的本质沉思，并将之视为诗的理想——想必是指抒情诗，因为我们显然不能指望《伊里亚德》或《神曲·地狱篇》只有这些水果类特质。
前阵子，我请教了一位来我家作客的小说家23的意见。我问，是否有可能写一篇毫无道德意味的小说？“不可能。”她说。“道德意味部分不是你能控制的，因为故事必然有个走向，而读者对结局是对是错自会有其意见，不管你喜不喜欢。”她想起好些曾试着除去此一元素的作家：写《拉夫卡迪欧》（Lafcadio）的纪德，宣称要去掉人物和情节这两种过时概念的霍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1922）法国著名小说家。。我还记得50年代末读过霍格里耶的作品——感觉就像读还没放上任何东西的餐盘。不过我也要说，霍格里耶确实相当接近写出道德中立的文章，但这种文章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是中立的——而那些正是使许多作品有趣的因素。“他的散文写得好笑极了。”我那朋友说。“对，不过你选读他的小说吗？”我说。“不读了。”她说，“小说里什么都没发生，也没有任何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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