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作家都该有种权威,但他没有。他太紧张,面对每个人都太敏感易怒,又太爱表现。我原先相信作家是冷静、忧伤、知道得太多的人,相信他们有种特殊之处,从一开始就有种坚硬、闪亮、令人生畏的罕见特质,但休果没有。17
但结果是,休果确实有。两人离婚后,妻子偶尔看见休果写的一篇小说,其中主角的创作依据是妻子对他们以前楼上邻居陶蒂的描述,而休果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跟那个邻居几乎没什么往来。妻子说这是一篇很好的小说:
戏法不能感动我。或者说只有很好的戏法才能感动我,巧妙的、诚实的戏法。陶蒂从生活中被取出,放在光线下细看,彷佛悬浮在透明果冻中,休果一辈子都在学习制作那种奇妙的果冻。就像施展了一项魔法,这点无可否认……陶蒂进入了艺术。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碰得到的。18
妻子坐下来写信给休果表示欣赏,却发现自己愤怒地写着:“这并不够,休果。你以为够,但是并不够。你错了。”19
什么并不够?巧妙的戏法和魔法。艺术。这些并不能——至少在那女人的心目中不能——弥补休果肮脏的道德白痴行为。
一旦问起什么才够,又是在哪方面够,一大堆问题就会接踵而来。艺术家信奉的神应该是古典主义的阿波罗,充满美丽的形式,还是淘气、狡诈、守护小偷的墨丘利（Mercury）?你的灵感来源应该是圣灵,如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所说的那样,还是火热的缪斯女神,如莎士比亚《亨利五世》序幕所说的那样,还是变戏法的哈利·胡迪尼?
才华在哪些方面使你与众不同(如果它真使你与众不同的话)?它是否让你免于其他人必须遵从的职责和责任?或者它给你更多的职责和责任,只是种类不同?你是否该扮演疏离的观察者,追求为艺术而艺术,享受各种晦涩的乐趣(或者说各种能使你更加了解人生和人类处境的经验),如果这么做的同时排除了其他人和他们的需要,你是否会变成满身罪恶的怪兽?或者你该专心致志成为世上被踩在脚下的卑微人物喉舌,就像果戈里、查尔斯·狄更斯、维克托·雨果、写《萌芽》（Germinal）的左拉,或者写《巴黎·伦敦流浪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的奥威尔?你是否该像左拉那样写《我控诉》（Jaccuse）,还是这种控诉全都很鄙俗?你是应该支持有价值的理念,还是避之惟恐不及?面对一般奉公守法的公民,你是多余的寄生虫,还是事物的本质中心?你是否应该被贴上难看的“知识分子工人”标签,永远焦虑于自己是否走对了党的路线?党的路线可以是任何一种:1930年代左派的政治正确,跟在那之前没多久的右派宗教正确很类似,跟如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相去不远。不管哪种党的路线,都是穿过透镜去看现实,而透镜是会扭曲景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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