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只是艺术家与其艺术的关系。他和外界——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社会——的关系又该如何?在这方面,许多人曾做出各种宣言,告诉我们,笔比刀剑更有力,10还说,诗人是未获承认的世界的立法者。11
这可能有点太夸大了,尤其是在这原子弹、网络以及地球上动植物快速灭绝的时代。不过,还是让我们假设作家写出的文字并非存在于某个围着围墙的、名为“文学”的花园里,而是真正进入世界,有其影响和后果。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应该开始谈伦理学,谈责任,谈其他诸如此类讨人厌的东西,亦即想象力的祭司宣称他有权不予理会的东西?
但让我们再想一想“祭司”一词。祭司不只是个膜拜者,也要执行仪式不是吗?他不也是人民的牧羊人、上帝与凡人之间的中介吗?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戴达勒斯说他要“在我灵魂的打铁铺里冶炼出我族未经创造的良心”。12良心:这是个充满道德意义的词。如果作家有这种力量,让我们想想怎么行使这种力量,包括它与行使者(作家)和被行使者(我们其他人)的关系。
没有人比作家更恨作家:对作家作为个人以及作为典型,最恶毒、最鄙夷的描绘都出现在作家写的书里。也没有人比作家更爱作家:自大狂和偏执妄想都是作家揽镜自照的心境。作家像浮士德,在镜中看见堂皇的、邪恶的、超乎人类的梅菲斯托,其他人如同系着线被他操控的傀儡,如同内心秘密被掌握在他手中的愚人;作家也像梅菲斯托,在镜中看见颤抖可悲的浮士德,渴望青春永驻、美好性爱、无比财富,拼命守住可怜的幻想,相信自己埋头苦写便可获得这一切,而她竟敢把这幼稚的文字游戏称为“艺术”。
20世纪的作家,大体上都困扰于自己无足轻重的此一念头。普遍的形象不是雪莱笔下形塑世界的有力诗人,而是艾略特笔下迟疑的阿尔弗雷德·普鲁弗劳克。许多作品都谈到或讨人厌，或充满羡妒，或小心眼，或愚蠢的作家。以下是一段将作家描绘成神经兮兮怪胎的文字,出自唐·德里洛译注:Don De Lillo(1936)美国小说家。的《毛二世》（Mao Ⅱ）。一名编辑对作家描述自己的工作:
“许多年来,我都高高兴兴地听作家那些精采绝伦的紧张焦虑。愈是成功的作家就愈会抱怨……我在想,不知一流作家的特质是否也造就了他独到又众多的抱怨内容。是写作来自于怨恨和愤怒,还是怨恨和愤怒来自于写作?……独处真要命啦、夜里失眠啦、白天充满担忧和痛苦啦,抱怨个没完没了……”
“你一定很辛苦吧,”作家说,“得一天又一天面对这些鬼家伙。”
“不会,很简单。我带他们上大餐馆。我说:这个这个这个,我说:喝那个喝那个。我告诉他们,他们的书在连锁书店畅销极了,读者大批大批涌进卖场。我说:叽里呱啦叽里呱啦……有人想把书改编成电视影集啦,有人想做有声书啦,白宫也想要一本放在总统书房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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