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1960年我参与编辑校园文学杂志时,收到很多年轻女性投稿的诗作都以莎乐美为题。那种恐惧似乎在于:怕自己从事艺术会使与自己有性爱关系的男人因此丧命,有朝一日醒来会发现他的人头放在盘子上。我想这有一点弗洛伊德的味道吧:太活跃或太聪明的女人掀开轻纱,男人身体的某一部分便随之落地。
20世纪60年代正值菲力普·威利（Phillip Wylie）的《一代毒蛇》（Generation of Vipers）将全世界的问题归罪于“过度崇拜母权”,而这一点本身继承了(在当时仍然非常有影响力的)19世纪传统——担心女人阉割男性。欧文·莱顿Irving Layton(19122005)加拿大著名诗人。在其1958年短篇小说集《太阳的红地毯》（A Red Carpet for the Sun）的前言中说:
在我眼中,现代女人扮演复仇女神的角色,一心要阉割男性;当代文明使男性揭露真实的此一创作角色变成多余，甚至成为危险因素,碍手碍脚惹人厌——如此文明的险恶力量更是助纣为虐。如今是大众之女的不光彩年代,她的品味主导一切……酒神已死……43
对年方十八、努力要成为诗人的我而言,读到这种论点还真怪。如今回头来看,我可以看出其中混淆了许多比喻——复仇女神找上的通常是犯下弑母之罪的男人,而那些疯狂地阉割男人(包括诗人奥菲斯)的米纳德译注:Maenad是古希腊供奉酒神戴奥尼索斯(Dionysus)的女性,传说她们离家在荒野游荡,进行混乱狂欢的宗教仪式。并非杀死酒神,而是膜拜酒神;不过这一点也无法让当年的诗人感觉比较安全,感觉不会受所谓有阉割狂热的女人的威胁。
有时候女作家自己也会参与这种神话。既然被这样称呼,不如干脆加入游戏。想象力的修女和想象力的女祭司最后都可能在艺术祭坛下过着不生不死的生活,但差别在于女祭司会找个垫背的一起带去。“我吃食男人如空气,”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19321963)美国诗人。《拉撒路夫人》（Lady Lazarus）一诗中,那个既反抗又拥抱死亡的、有着一头巫女红色长发的拉撒路夫人如是说,由此也在此一传统站稳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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