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惊愕的不只是女同学,还有我父母:他们很能包容毛毛虫、甲虫和其他各式各样非人类的生物,但对艺术家则不怎么敢恭维。他们秉持一贯作风没有多说,决定静观其变,希望这只是个终会过去的短暂阶段,同时拐弯抹角地表示人需要有一份能赚钱的工作。我母亲的一个朋友比较乐观。“这样很好啊,亲爱的,”她说,“至少这事你可以在家里做。”(她认定我跟其他思想正确的女孩一样,终究会有个家。她对当下种种关于女作家的扒粪内幕毫无所悉,不知道这些坚忍强韧的女性是不应该奢望那一切的,她们必须变成怪异老处女,或者过着肮脏淫乱的生活,或者自杀——总之都是受苦受难的事。)
要是我对当时人们认定的这个角色——不只是作家,而是女作家(多么在劫难逃!)——有半点了解,我一定会狠狠甩开我那枝漏水的蓝色原子笔,或者用一个密不透风的笔名把自己紧紧包住,就像《玛德雷山的宝藏》(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的作者B·特拉文B·Traven德国作家。,其真实身份始终不明。或者像托马斯·平琼Thomas Pynchon （1937）美国现代小说家。那样,一辈子不接受访问,也不让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封面上。但我当时太年轻,不知道这些花招,现在可就太迟啦。
人物传记里,通常都会写到早年生活中某个决定性的时刻,预示该人将来会成为艺术家或科学家或政治家。童年必须符合长大后的发展,如果不合,传记作者会做一番剪贴,像给那人安上另一颗头一样,以确保一切都正确无误。但当我回顾自己开始写作之前的生活,其中没有任何因素能解释我何以走上这古怪的方向;或者说,我生活中能找到的因素,在其他没变成作家的人的生活中也找得到。
我26岁真正出版第一本诗集时——说“真正”,是对比于先前我在朋友家地窖自行用平台印刷机印出的一本小册子,当时诗人都流行这么做——我哥哥来信说:“恭喜你出版第一本诗集。我以前年轻时也做过这种事。”或许线索就在这里。我们童年有很多共同的兴趣,但他放弃了那些,转以其他形式自娱,而我没有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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