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０年康多莉扎·赖斯也喝得大醉。但责任不在于威士忌，而在于华盛顿枯燥乏味的工作。压力，速度，让人窒息的生活，不断响起的电话铃声和从早到晚忙碌不休的工作。难得有振奋精神的爆炸性事件出现。“比如一夜之间，几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已经一下子改变了。”她开玩笑说。
这样的情况真的出现了。１９９０年８月２日，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突然出兵占领了邻国科威特。这场地域冲突带有浓重的火药味，因为这位专制主义者在巴格达把科威特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命运问题绞在了一起。在这种棘手的情形下，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赖斯坚决站在美国总统这边。她赞成战争。老布什迅速把军队集结到沙特阿拉伯，并策划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组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反对专制独裁的国际联盟。
在一系列最后通牒到期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同盟国以军事手段迫使伊拉克从科威特撤退。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７日，“沙漠风暴行动”以对伊拉克军事目标的猛烈进攻揭开序幕。２月２４日，５．８万名同盟国军人和５．３万名美国士兵参加了接下来的地面作战。四天后，伊拉克无条件接受联合国所有决议，海湾战争结束。
但战争英雄的荣誉并没有给老布什带来更大的帮助。在１９９２年总统选举的时候，他因美国国内糟糕的经济状况而落选，此时萨达姆仍在伊拉克当权。１９９３年４月，当老布什为庆祝海湾战争胜利两周年走访科威特时，萨达姆曾试图派人刺杀他。这起阴谋被及时挫败了，但两人间的个人仇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一事件很有可能对小布什后来反对伊拉克独裁的战争计划产生了影响。
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后，康多莉扎·赖斯开始对国际冲突厌烦了。在白宫两年的工作使她身心憔悴。政治占据了她全部的私人生活。没时间想自己的事，没时间闲逛，没时间嚼薯条，没时间从电视上看她最爱的体育项目橄榄球。她渴望斋戒。她的这种奢望无法通过超剂量的政治活动来治愈。
１９９１年春，她决定重返斯坦福大学。她已经３７岁了。她希望安定下来，建立一个家庭，过一种不是那么忙碌的学者式的生活。她明白，在外呆了两年多后再回去和学生相处，一般来说是很难的。起先她不想拿她的学术成就冒险而失去在华盛顿的稳定工作。“那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她对她的传记作者安东尼娅·菲利克斯回忆说。她的恩师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也请求她留在华盛顿。但是她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我想，如果我留下的话，我就会一直做到最后。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这样。我开始感觉累了。那是一项需要一个人付出全部的工作，……是一项会把人累垮的工作。”
１９９１年３月，赖斯离开华盛顿水门公寓，回到斯坦福大学，重新开始了学院式的田园生活。现在她可以提出她在世界首脑会议上搜集的观点了：“理解人们的真实想法是很重要的。”
在斯坦福，她又有时间给《时代》周刊和其他出版物写一些关于她的专业——苏联政治的文章了。但很快，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苏联宣告解体。和大多数的目击者一样，赖斯对被这一突如其来的结局也深感震惊。
她的对政坛内部的了解使她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社论作者和新闻界的明星。在接受邀请时，做报告时，甚至是在享有盛誉的联邦俱乐部里，她总是能引起政坛名流的特别关注。她介绍她在老布什政府两年的经历，做关于冷战结束的报告，评价戈尔巴乔夫并分析他的政治功绩。
１９８５年，安吉兰娜·赖斯去世。母亲的逝世使赖斯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中。她的父亲约翰·沃克·赖斯也离开了丹佛。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有人聘请她父亲担任顾问一职，于是他搬到了帕罗奥多，开始了新的生活。在那里，他结识了位于大学城附近的门洛橡树中学的女数学教师克拉拉·贝利。两人发现他们在伯明翰有很多共同的朋友。１９８９年７月，约翰和克拉拉结婚。
在帕罗奥多东部的贫民区，约翰·沃克·赖斯是最先为少数民族孩子和年轻人代言的人。这一地区的居民７０％是伊斯帕尼亚人，２０％是美国黑人。２５年以来，贫穷的雷文斯伍德地区一直没有自己独立的大学。尽管从斯坦福大学到帕罗奥多只有几分钟的路程，但在此之前，当地长大的孩子没有一个能有机会进斯坦福读书。
约翰·赖斯想要改变这一切。他和克拉拉以及康多莉扎一起建立了公益的“新一代中心”。约翰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这项教育普及事业中。他要让那些因家境不好而受歧视的年轻人在课外得到额外的辅导，以此提高学习水平，使他们也能进入斯坦福大学。这项教育计划包括外语、计算机培训，以及多种科学、体育和音乐课程。约翰·赖斯出资给“中心”修建了一个游泳池，还提供快餐和点心。此外，他还制作了一套学习磁带，并设法添置了必需的仪器和制服。
他的教学投入是值得的：几年后他的两个学生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更多的人进了其他大学学习。赖斯很为她的父亲自豪：“我是他惟一亲生的孩子。但是他在这几年里却培养了几百个孩子。他们现在遍布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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