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我说，虽然马尔显然要故事在这里告一段落。“后来怎样了呢?”因为他几乎一晚都不理我，我相当恼怒，要刺激他一下。“家里的事，”他叹口气。“古老的历史。”
“什么家里的事?”我说。“有什么能阻止你追求雄心壮志的脚步?”听见这个隐晦的侮辱，或者我认为的侮辱，马尔咬紧牙关，固执地朝窗外看着。但过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仍然凝望着我们周围的人工色彩交响乐，他十七岁时通过了第一场竞赛的最后一关，得以到纽约。他动身前一个星期（由他当拉拉队的家庭陪伴），他的小弟弟被诊断为霍奇金氏病。“我回绝了朱莉亚学院，上了佛蒙特大学。甚至对我来说，在一场龙卷风将一切都席卷一空，只留下地基的时刻，离家出走似乎是麻木不仁的行为。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而留下来是无关紧要的，是吧?也许我对那种生活方式并不太热衷，也许我甚至秘密地松了口气。我们今晚见到的少年大提琴手?魔鬼似的贪婪。”
在沉默了一阵之后，我问他是否还吹奏。他说:“只有在酩酊大醉的时候，一种我现在被禁止造访的境界。”
下车时，我记起问他的弟弟。“哦，好了，好了，”他懒洋洋地说，仿佛故事的这个部分只是个不足挂齿的附记。“长大成了个一事无成的家伙，过着毫无意思的日子。但我又是什么人，哪有资格当裁判。”
我们在他家门外的人行道上散了会儿步。他告诉我（在我询问以后）他父亲是资深州参议员，是那个鬼见愁的城市蒙皮力的多数党领袖，他母亲是社会工作者，给未成年母亲当顾问。“我母亲会很乐意地当全球的母亲，”他说。“去年她组织了一个小组，名为‘母亲的母亲’!这名称用紫红色印刷，带着一个大大的红色惊叹号，惊叹号底是颗心。我有一叠印着免征过桥税号码的汽车保险杠招贴，要我分发给朋友。”他羞怯地微微一笑。马尔有个姐姐，已经成婚，生下了所要求的孙儿们，而且住在离爸妈不到两小时车程的地方———这让马尔对弟弟颇为不耐烦，他仍然不愿涉足社交界（他的借口是，一个同性恋儿子就“够令人心碎的了”）。
“我说不清就着火鸡和它肚子里的填料究竟讨好过多少假冒未婚妻，我希望你从来没有将那种耻辱强加在你宗族的头上。”
我哈哈笑起来。“没有，不是那种。”随即我们分手，好让他可以写他的评论。一个人回到家里，我思索着他的告白，记起在他的公寓里没有摆放一张照片，家庭的或别人的。我想到浴室里那盒阿尔芒得的相片，不知为什么马尔竟会觉得不论什么照片都会败坏他环境的优雅。这是，当然，我第一次听他承认他的血缘关系（除了那天我同意收养费利西逖时他提到本打算留给他母亲的那番话）。那年晚春，我开始见到作为病人的马尔，而不仅是弱不禁风或疲乏无力的马尔。他还是一如既往，常过来吃晚饭，但有时不愿碰他自己烹制的食物，有时甚至都懒得给自己乘一盘。如果他穿短袖，或开领衬衫，我从他的手腕骨和锁骨看得出他正在变得瘦骨嶙峋。
七月的一个晚上，他没有露面。（那个月他居然还待在市里头，这本身就是个患病的征兆。我知道他已养成习惯，到欧洲参加仲夏节。随后，在八月份，包装上费利西逖，到火焰岛租栋房子。）因为马尔总是准时的，我在过了半小时后给他拨电话。我接通了他的留言机———虽然在我抓着话筒站在起居室里时，都能看到他的灯亮着。
我花了十分钟才鼓足勇气过马路。我揿响门铃，等待，终于听到他在传呼机里的回应。如同我把夜礼服送给他的那个晚上，我发现他的房门没合拢。他叫我，我跟着湿脚印走到后面的浴室里。
马尔蜷伏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从没见过他赤裸的身躯，我惊讶地发现他实际上有多么消瘦。瘦骨嶙峋对他而言只是一个圆滑的字眼。但那一刹那我也注意到，他的躯干光润无瑕，曾经一度是很美的，他的奶头颜色异常地深，大而光洁，犹如两枚古铜币。
他脸上带着笑。“你见到了我披着原本是上帝所赐华服的褴褛。”“我能帮什么忙?”我说，无法隐藏我的恐惧。
虽然在哆嗦，他吩咐我时仍然泰然自若，让我把电话从卧室里拿过来。我拿来以后，他叫我拨他一位医生的号码，一个他倒背如流的号码。我把话筒递给他，并离开房间让他享有隐私（这个对话我无意偷听）。几分钟后他叫我回去，并且把电话交还给我。
“她会回话的，”他安详地说。随即身子一缩，向前倾，搂住膝盖。只见他身后一道深色的羽状物在水中蔓延，一股腹泻产生的五花八门的臭气充斥了整个浴室。“哦，耶稣，”他说，“请你在身后关上门，等电话响的时候接一下，好吗?”我坐在马尔起居室的绿丝绒长沙发上，假装看一本火红色的论述建筑家戈迪的大书。在那一瞬间他的建筑在我的眼里，就像卡通似的夸张搞笑。听着排水、进水，听着闷闷的擦洗的声音，我也开始哆嗦起来。
我应当问什么问题?我能够做什么贡献?这是否正是那种梦魇般的生活，为了避免过上它，甚至为了避免目睹它，我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蜗牛?仿佛是在嘲笑我，此刻马尔收藏的贝壳———摆放在窗口的一张桌子上，为了让贴肉的一面反射阳光———一览无余地进入我的眼帘。
突然马尔悄悄地出现了。他穿着一件白色长袍，湿淋淋的头发也已经梳理过了。他在房间另一边，我对面的一张沙发上坐下。只是对我看着，似乎看着我便是了解我脑子里所有想法的最佳途径。“她还没打电话来，你的医生。”
马尔把脚缩到沙发上，用袍子把小腿裹起来。“这是你最不想待的地方，是吧。”他的声音失去了惯常的讽刺，似乎那个也被排出他的身体，进入浴缸，冲刷到我们脚底下的污水沟里去了。
“我冷得很，”他补充说，“你把那块小毯子扔给我好吗，那块你正靠在上面的。”
我冷不丁地脱口而出:“你是不是应当从全国医学健康总会请一名护工?那些……‘艾滋病患者之友’?”这个名词在他听起来，一定跟我听起来一样地滑稽，因为他笑出声来。
“哦，你指的是一条有人性的金色猎犬?一个我一打电话就来，给我拿药，从不由于冷漠或恐惧弄脏我地毯的人?”
“那么，你该不该……”我停顿下来，卡住了。“我该不该……”他重复着。“你该不该请个人，一个……”
“一个守护我的人?”马尔哼唱起格什温的调门。“你的家人难道……”我说的每句话都不了了之，因为没有一句不是虚伪的。其中没有一个问题是我应当问的。
马尔朝我弯过身子，说:“你的意思是:建议一，我夹起尾巴，回佛蒙特去，死在我童年的毯子下，或者建议二，我家里的某个成员放弃他或她的全部生活，上这儿来给我擦额头，直到它冷得足以抹上防腐剂?”陡然，马尔开始愤怒地背诵他个人的医学数据:细胞、白血球、肝的这项、肾的那项。“我还活着哩!我离死还远着哩!”他总结说，而他的怒火给他脸上增添的颜色也支持他的声明。
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的电话响了。马尔一把抓过去。“苏珊，你好，是我。你太可靠了，”他叹口气，几乎是情意绵绵的。他把电话拿进卧室，关上门。我坐着，浑身瘫软，戈迪压迫着我的大腿。
这间屋子里的每一样东西，从西藏的贡品到危地马拉的产椅，无不在指责我。自私，自私，自私;胆怯，胆怯，胆怯;瞎子，瞎子，瞎子。每样东西都给我加上一个不同，但同样合理的罪名。
问题是，某样东西重新进入了我的生活———或者，事实上，首次进入我的生活，虽然我拒绝承认它是多么的陌生。性渴望，既满足，又没有满足的，那种持续的紧张的欲念，不断绷紧，直到不再能隐忍或不再能回避。放纵它，让它为所欲为，它便能构建一座宫殿，或摧毁一艘航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