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年连续教我的女孩子们《主教之死》。可能发生在月球上，对她们来说就是那么神奇。”她哈哈笑起来，给我们两人各斟上第二杯酒。“保罗告诉我他多么想要你接替他在报馆的工作。”“我在那方面让他失望了。”
“哦，没有，没有。他不过是需要几分钟时间发泄一下他小小的遗憾———而他知道，让我告诉你，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对他说，他是个幸运的忘恩负义者。我没有一个孩子做了如此仁厚、如此正确的一件事，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不过那个晚上我只是报复他罢了。”
“报复?”我开始感到，从她目光的专注加以判断，似乎这个女人是有意来找我的———但难道不是我自己撞上她的吗?
“喏，我没有孩子———谁都可以一眼就看出来，小伙子，你不那么认为吗?难道亲爱的姑妈这几个字不是像刺青似的刺在我额头上吗?”由于愧疚我脸有些发烧，我连声否认。
“别，别否认。其实我也是这样对保罗说的———关于刺青的事。他笑着说，他第一次遇见我时，他在我额头上看到的字眼是老姑娘。”我告诉她
我不相信我父亲会那么没有礼貌，她将一只胖乎乎的手掌放在我胳膊上，说:“保罗喝希腊茴香酒有点不顾性命，我们两人都大大过量了。这酒是假威士忌，你知道———就像假基督一样邪恶。希腊人用它来报复其他所有人的殖民狂热，那些人蹂躏他们仅存的植被，把他们的历史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地运走。我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捣毁大英博物馆。”
“那亚历山大呢?”我问———当即对方像小学校长似的瞅了我一眼。“亲爱的，你的历史可悲地模糊。亚历山大是马其顿国王，他征服了希腊。”这女子告诉我的关于父亲的事，没有一件是我不知道的———没有一件是我可以确证的———但当我开始察觉到他们之间具有一种缘分时，我又惊讶，又反感。反感，在我第三杯酒下肚后方才恍然大悟，因为我正在揣测她究竟跟爸有多亲近。我母亲几乎直到最后都是漂亮迷人的，即使我父亲对这女人的好感是在我母亲死后才萌发的，他的感情也让人觉得似乎是一种审美对抗，一种绝望的挣扎。我产生这种想法使我自己毛骨悚然———而我连这女人是否超越了一般友谊的界限都不能肯定。大约没有，因为她告诉我她了解我父亲主要是通过书信往来。
我如此专注于我们的谈话，以至当老人的脑袋落在我肩头时，不禁倒抽一口冷气。玛乔莉?格恩塞-琼斯灵巧地探过身，越过我，抓住老人的胳膊，避免他一头栽到地上。“欢迎回来，朋友，”她以此回答他六神无主、四处张望的眼神。她走到我背后，帮他恢复平衡，暗示我应当挪到她的位置上，她在我的位子上坐下，给老人倒了杯水，高高兴兴地做自我介绍，似乎他刚从邻近的餐桌绕过来，而不是打了个不合时宜的盹儿。这使我坐到一位男子身边，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终于认出是《自由民报》的图片编辑，在他另一边的是他的太太。我们尴尬地相互介绍自己，这顿饭的后半部分打发在讨论自我父亲退休之后新闻报道方式的改变上（大不如前，当然）。在甜甜的摩洛哥炖鸡和酸酸的绿色沙拉后，端上浸泡在紫色浆液里的桃子，同时伴有大盘装的巧克力威化薄脆饼。桃子看上去（也许是太多的玛尔戈酒所导致的昏花眼神）仿佛是一瓣瓣的落日。当我们细嚼慢咽着这天赐的极品时，几位客人起立，向爸致意，都还没有烂醉如泥，随后，当大伙喝完茶，转来转去地道别时，从房子里走出一名盛装的风笛手（对再次不知内情的先生来说，完全出乎意料）。所有这一切在这类场合上都是普通的节目，然而每一道程序都显得那么自然，倒的确是个奇迹———由戴维一手操办的，我不用问就知道。风笛手是父亲的一位最亲近的朋友，《自由民报》几十年里的常务编辑。斜对着傍晚的余晖，他吹奏着《苏格兰的花朵》以及《斯凯岛船歌》，泪水盈眶（同时，泪水可以预计地，但却是诚实地，也从每个人的眼睛里夺眶而出，除了那些十来岁的帮工，他们正在收拾搬运盘子;死亡对他们而言，只会是一件令人宽慰的古雅的事）。
在一片嘈杂的道别声中，房门砰砰作响，人人都在屋子里走出走进，或上厕所，或寻找外套和披巾，我在微醺的状态下溜达，握手，拥抱我几乎没有见过的女人，帮助老人将他们僵直的身躯弯起来，送进车子。在大多数客人都离开之后，我突然感到胳膊肘被人牢牢地抓住了。我转过身看见玛乔莉?格恩塞-琼斯，她早前不告而别让我觉得很委屈。
“亲爱的，我在回家之前要到湖区去叨扰朋友，但我想留给你一些东西。”她递过一包信件，用邮局的细绳捆牢的。我看见父亲手写的她的姓名。当我伸手去接时，她却缩回手，微笑着摇摇头。“但我是个意志力软弱的女人，我改变了主意，”她说。“所以我想要你的地址，如果你愿意的话，以至我可以沿着这条路走得更远以后再放手，或至少在我死后托人给你转寄。”“我可以也问你要地址吗?”我听见我自己用一个控制不了的中气十足的嗓门问道。
玛乔莉?格恩塞-琼斯咧开嘴笑起来。“亲爱的，你当然可以。”她打开她实用的大手提包，塞进那包信件，抽出一本上面绑着枝铅笔的便笺簿。交换地址后，我们充满期待地相互对视，不舍得说再见。“我可以再问你一些别的什么，一些直截了当的问题吗?”我几乎用哑语说。当她首肯时，我问:“那些是情书吗?”
她显出目瞪口呆的样子，起初我断定自己冒犯了她。“是的，”她说，两眼熠熠生辉。“爱生活的情书。这就是它们的性质。”
我扶她上了汽车以后，玛乔莉?格恩塞-琼斯摇下车窗，说:“你也会是我最喜欢的孩子的。”
夜礼服事件发生之后，我和马尔的关系起了变化:我越过了某种隐形的隔膜。一个星期后他邀请我参加一个大提琴神童的首次独奏会。他说:“大提琴是过于伤感的乐器，不能一个人听。”
但他完全不妨单独前往，因为他在音乐会上几乎忘记了我的存在。事前马尔在大厅里就被十来个人认出，他和他们逐一寒暄，而把我晾在一边不加理会。在演出的过程中，他偶然但却是热情地在一本皮封面笔记簿里做笔记，不然便目不转睛地凝视台上的青年。临近尾声时，他闭上双眼———陶醉在痛苦或欢乐之中，我分辨不出究竟是哪个。在出租车快到市中心时，他终于对我说话。我们遇上了交通堵塞，并沐浴在老时代广场前的迪斯尼霓虹灯光照之中。
“我自己经历过那种絮絮叨叨废话连篇的阶段，你知道———或者说，可能作为那种生涯的早期序曲阶段。”
我猜想我显出一副白痴相，因为马尔笑起来，说:“困惑跟打哈欠一样，亲爱的。在你所处的社会阶层里，是最有条件加以掩饰的。”随即他告诉我他童年时代曾是一名长笛神童。“并非一名长笛手，感谢上苍。为此我得感谢我父母。”他的父母，马尔告诉我，只是乐迷，而不是乐团演出主办人。马尔得自己忙音乐分会及比赛的事，在文学和文化都相对落后的佛蒙特寻找一位优秀的教师充当导师。马尔的父亲是律师，赚的钱足以支付所有必需的费用，从而使得他的儿子不用从事他的同学和兄弟姐妹在夏天去当饭店侍应生、海岸救生员和营地看管员的工作。但那是上辈子的事了。他没有成为耀眼的明星。
“年复一年地，我只记得做一件事:练习。练习，这么一个单调乏力的字眼何以表达其中的酸甜苦辣。你并不是，倘若你是认真的话，练习你的乐器。你扒它的皮，抽它的筋，磨砺它，直至它最终缴械投降，放弃它的物质性，直至它的甲壳分崩离析，遍体鲜血淋漓为止。就连人的嗓子也如此。你不停地操练它，直到除了这个嗓子的声音，其他所有的声音在你耳朵里都成了糨糊般的牙牙学语声。”在他对我说教的同时，他虎视眈眈地瞪着一面广告牌，上面展示着一个穿着比他一身紧绷的肌肉绷得更紧的内裤的年轻男子。马尔的脸随着我们车头前街道上方闪烁着的商品广告牌交替发出蓝色、红色、橘黄色的荧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