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给孩子玩耍的秋千架，车道上停着一辆蓝色的小巴。我从未见到任何活动的迹象，直到那个五月的一个清晨———突然，在我记忆中的第一次，小巴不见了。一个扎着长长马尾辫的女子蹲伏在草地上;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她背对着我，保持着一个姿式，似乎陷入沉思或正策划什么。当她站起身时，我首先看到的是她端着架照相机，随后，才发现是个男子。他直视我的眼睛，说:“你和你那条隐形狗。如果你有半小时空的话，我有名助手帮忙也无妨。”
我僵住了;我的白衬衫透过栅栏暴露了我。
那人笑起来。“我并不是在引诱吃奶的婴儿进来，然后把他们埋在地下室里，如果你那么想的话。”他走到车道上，打开大门，伸出头更加直接地对我看着。“嘿，来吧。我有咖啡什么的。”
我迈开脚步，在心里虚构一则有关一名建筑家朋友的寓言，这朋友会向我介绍这所房子，而我只是参观一下，也许我会多看看———
“用眼睛看不构成犯罪，”那人在我们四目相对时说。我的窘态让他乐不可支。
他并没有领我进屋，而是提出要给我拿杯咖啡来。一分钟后他走出来，还搬了一把折椅。他把椅子拿到他原来蹲着的地方，打开，叫我坐在上面。“这会很乏味，”他说，“所以随便走走，晒晒太阳，我好了会叫你。”草地上放着一把大银勺。我的主人现在着手调度勺子的方位，不断地站开，透过相机镜头观看。然后他跪下，将面孔凑近勺子，直到只差几英寸，他伸直端着相机的双臂，揿下快门。
除了啜饮咖啡（我并不欣赏，但不得不接受），我坐着一动也不动。我觉得有些尴尬，但不觉得有危险，并不是因为此人否认自己有罪恶企图，而是因为我知道公寓里无数的居民可以一边淋浴、做早饭、为上班穿着打扮，一边从三面围观我们。
“现在用得上你了，”他突然说，递过相机。我放下咖啡杯，接过来。他斜视着太阳，同时握着曝光表待在勺子近旁。在他朝前探起身子时，T恤衫往上吊起，脱离了牛仔裤腰。T恤衫下，他的皮肤苍白而光滑。腰眼里长着一簇稀疏的褐色汗毛。
他走到我背后，在我脑袋上方，旋转镜头，调整相机上的几个小转钮。他的双手都是关节，优美但饱经磨砺。
我感到仿佛浸泡在水下，被水堵住不能张口。我朝前倾过身子，抓住相机，等待着他一声令下，与此同时，我不知姓名的导演走到勺子后，抄起胳膊，站着，面孔背对着我。
“对准勺子，”他以这个姿态说。口音很重，连我都能认出是中西部地区的;我在老家上剑桥时有个同学就是发这种草原一般宽广的元音。那同学是芝加哥人。
这人大约三十几岁，但有着一张年轻的面孔，如同卡拉瓦乔绘画里的粉红色皮肤的意大利小伙子。他的眼睛是肉桂色的，头发向后梳，露出一个中心不太正的鸡心形额头，那使得他的表情有些玩世不恭，似乎一边的眉毛永远地向上扬起。他并不特别地高大或健壮，但他的身体有一种不加约束的诡谲性，让他显得似乎有爆发力。
当我遵命揿下快门时，才明白他正在做什么:拍下他在勺子里的影像（或者叫我为他那么做）。他的形象在勺子宽宽的凸面上只是一条细小的黑纹而已，绝大部分的画面由白云翻滚的天空所占据。我揿下快门之后，他转身，举起胳膊，吩咐我重来。他变换他的位置或变换勺子的位置达二三十次之多，每次都说:“射!”似乎我是一名行刑手。一卷拍完，他给相机装上新胶卷，递给我，又开始新的一轮。
在第二卷拍完后，他拿过相机，说:“你是个蛮像样的助手，不唠叨。明天还来吗?”我说会的，一面担心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太好了，”他说，微笑着。“我的助手有名字吗?”
我告诉了他。他握握我的手，说:“托尼?贝斯特。我会邀请你闲逛，但我有个约会。”他以一个乡巴佬的发音嘲弄这个法国字眼，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他根本没有约会，还是表示他已经察觉到我在鉴定他的口音，因而要我明白他是不要别人对他居高临下施恩的。这个问题一整天都在我脑子里盘旋。
那天晚上，我正在煮土豆，同时趴在厨房桌边阅读罗特克，突然电话铃响。“你有无尾夜礼服吗?”马尔急促地问。“我只需要衬衫和腰带。”我告诉他我有一套属于我祖父的，但我自己已有好多年没穿过了。公寓的门是开着的，我朝里走的时候，听到呕吐声。马尔弯腰趴在厨房水池边。他的胳膊，撑在台板上，颤抖着。我站在那儿，无助地被动，紧紧地抓着我的旧衣服。
“基督啊，几点啦?”马尔喘息着，直起腰。“基督啊，”他在我告诉他已经是七点十分时，又说了一遍。
马尔自腰以上裸露着，他的衬衫丢在离我脚不远的地方，有股呕吐物的气味。用一方茶巾擦过脸以后，他把茶巾扔到衬衫上面，对我说，口气是公事公办的，但却非常认真，他需要我的帮助。
他请我拎起我带来的衬衫给他看，等待着他发火或嘲讽，因为衣服皱成一团，但他只是接过去，说:“在浴室里，水池上面最高的架子上有熨斗，柜子里有那种可怕的止腹泻臭水。我要出席一场八点钟开幕的歌剧。吉利?特?卡娜瓦演唱。”
我立刻找到了肽铋合剂，幸亏不必在我碰到的一大堆药房标签（那种癖好对我不起作用）里翻来覆去地搜寻。但要取下熨斗，我不得不站到马桶边上，而当我尴尬地将身子倾斜过去，以便够到池子上方的架子时，我碰翻了一只棉花球瓶，药品匣上面的一只小木头盒也随着滚落下来。我决定先把熨斗送给马尔，然后再回来收拾。
马尔已经支起了熨衣架。他吞进一大口肽铋合剂似乎那是威士忌，说:“基督，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能喝这种东西，”便动手烫衬衫。“感谢上帝，祖宗们并不热衷于绉纱边。”
瓶子没破（掉在一块虽然磨损了、但仍然精致的紫色基里姆地毯上），我把散落的棉球塞进去。木头盒盖子掉在一旁，口朝下地落在马桶后面。当我捡起来的时候，一扎宝丽来照片像一组卡片似的撒落出来。
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并非色情照。更加出其不意的是，大多数照片里都有一个我认识的人。这儿，那儿，无处不在，显得快乐又健康的阿尔芒得，那个在劫难逃、充满诱惑的年轻面包师。在海边，穿着宴会便服———绉纱边，金丝雀黄。在马尔的绿丝绒长沙发上———嘴唇紧贴马尔的面颊，阿尔芒得拿着加长镜头的照相机，调情地咧嘴笑着，夹在两个放在架子上的大蛋糕之间———那是现在属于我的店堂。我想起第一次见到马尔的那一天，他一寸一寸地审视那改变了的领地。他并不是在看，他是在回想。“走吧!”马尔叫了一声，我连忙七手八脚地将照片收进盒子，放回到它们西伯利亚的流放地。
衬衫现在显得很挺刮，而且正合身。他匆忙拉上外套。我意识到我们身高相同，周身尺寸一样，甚至肤色也相同，惟一不同的是我们的眼睛，他比戴维或丹尼斯更像我的兄弟。在我尾随他出门时，突然想起我还没有表达关切之意。我说:“是不是你吃了什么?你不会有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