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妮克在我站在窗前窥视她的时候看见了我。她没有叫我的名字，而是使劲地对我招手。没有办法，只得朝草坪对面走去;刚移动了几小步，露水便打湿了我的裤腿。维罗妮克———一名成年的女童子军———穿着惠林顿靴。
她站在白牡丹花丛中，操演着一把大剪刀;几十朵剪下的花躺在草地上。她的眼睛被时尚的宽边太阳镜所遮掩，金黄头发，平日盘绕在脑后，此刻披散在一件白色粗线工装背心外，我认出背心是爸的。它保存在洗涤间的一个架子上，供大家使用，但我还是感到它已有了归属。
当我站在她身边时，她声音柔和地说:“报纸，芬诺?请你给我拿些报纸来，好不好?”“你看，”我说，指着我的裤子，假装出愤怒的样子，“你不妨在我走过那一大片沼泽地之前就吩咐我。”
“你走两遍又不会弄得更湿。我不想吵醒丹尼斯和孩子们。”她朝上指着房子。“否则我就会一事无成，”她语调尖刻，但仍然对我道了声谢。我遵旨行事，从洗碗池下拖出一捆捆的旧报纸———《自由民报》，两三个月前的，爸在去希腊之前可能看过。《自由民报》是祖父创办的，爸接手后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但在妈死后他又卖掉了它，因为在与我们作为成年丧母的男子会面后，他终于明白他的儿子们———特别是这一位———根本不打算继承他的事业。
维罗妮克叫我在地上铺上几层报纸。纸张一接触草，立刻从边沿开始如饥似渴地变成黑色的了。我思索着眼前的这份报纸经年累月地吸收了多少东西:我们靴子和鞋子上的泥巴、老妈接生的幼崽身上的血渍、我常在晚上拿出后门扔过墙给野生动物吃的剩饭剩菜。
维罗妮克的说话声让我吃了一惊:“你一直生活在美国，有多久了?”她正弯着腰，用报纸卷起牡丹花。十七年，我告诉她。
她问，依然没有抬头，我在那儿是否快乐。
“哦，不错，”我爱理不理地说。我思忖她是否会就我生活中的具体情况提问，不过我倒要承认这次回家她对我始终很有礼貌。是否生孩子的荷尔蒙使她变得公正了?而我是否有些失望，手痒痒的，想打上一架?“那么，你将待在那儿了，你肯定?永远?”“在我的词汇里那可是个宏伟的字眼。”
维罗妮克不理会我的玩笑，指示我伸出两只胳膊，然后她开始将一束束的牡丹靠着我胸口摞在我胳膊上。她说它们是为教堂仪式准备的，问我是否可以把它们送到戴维的卡车上去?我跟她一起把花束平放在卡车底部，稳当地安置在一个角落里，夹在一只备用轮胎和一个工具盒之间。
在我们往回走的路上，她说:“那么说你不再考虑回到这儿来，或者在这儿安家了?”
“我想我从没考虑要那样做。为什么———是不是有些担心我会插手进来干预现状?”
“正好相反。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更多地见到你。”“每个人?”
在我们走进厨房的时候，她说:“芬诺，你并没有必要充当一名反派人物。这也许对你是个侮辱?”
在我能够回答之前，她指着地板上的报纸说:“现在我得去采集蝴蝶花。你能不能帮忙?”她大步走出厨房。
正如预报，这一天是个灵动、精美的日子。我在草坪中央驻足，早已将湿透了的裤腿丢到脑后，倾听一声高过一声的鸟鸣:我能分辨出金翼啄木鸟、棕柳莺、一只戴项圈的鸽子、鸫———老相识，我童年的朋友。房子的影子，几分钟前还覆盖了整个草坪，现在已经戏剧性地后退，房子因而也显得更加高大，仿佛真的挺直身子迎接宾客。高挂在它陡峭屋顶上的太阳迅速地晒干了草坪，几小时后爸的追悼午餐将在这里举行。
按照日光的提示，一辆小型货车停靠下来，三名年轻人爬出驾驶室。他们朝车库走去，开始将桌椅运到草坪上，散放在我的周围。他们只对我极其随便地微微点点头（不明白他们的部分报酬将得指望我）。
接下去的三小时是克服混乱状态的既有条不紊又步履慌忙的巅峰时刻。丹尼斯把两口大锅架上炉灶煮饭，将几只装着肉的沙锅端到厨房桌子上，并演习给两名雇来的女孩看如何上汤。维罗妮克在整个屋子里都摆满父亲自家的花朵，然后给女儿穿上浆得笔挺、有衬架的连衣裙，一律庄重的蓝色，但色调各异（维罗妮克本人则身着朴素而裁剪合体的黑衣）。莉莲再次缺席，在洛克比火车站去招领一支爱丁堡军团;她将在圣安德鲁斯与我们碰头。戴维迫使随货车来的小伙子重新安置桌椅。我也遵从他的指令，在厨房后面的平台上布置了一个酒吧。我找到一只银制冰桶，上面覆盖了厚厚的银锈，一看便知是件古董。我祖父的首字母在第三轮擦拭之后浮现出来，我对这个兆头颇感愉悦。（按莉莲的意见我们在教堂仪式后不到墓地集结;计划在今天夜里就父亲的安眠地点进行对决）。
维罗妮克用爸的车搭载丹尼斯和孩子们。我乘在戴维的卡车里，尾随他们。我和戴维几乎不交谈，我的目光并不扫视青山绿树如何让位于城市的延伸物，而是观察我侄女颠簸的脑袋。每次她们跪到后座上向我们招手做鬼脸的时候，她们母亲纤细的胳膊便会伸到后面，警告她们守规矩。当他们在我们前面停车时，我看见丹尼斯望着维罗妮克，欢快地讲述着什么，双手比画着，大约正在筹谋一种新的浓味蔬菜炖肉或油煎原汁肉块。牧师站在外面，已经穿上牧师服，两眼闭合，面孔上仰，以捕捉几缕他认定为造物主赏赐的天光。他开启大门让我们进入，并且用东西支住那两扇厚重的中世纪的门板。里面，阴凉凝重的寂静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座教堂有着如此浓郁的长辈的气息:训诫的，然而却充满慰藉。教堂属于母亲使用香水的个别场所;我此刻也神奇地嗅到了那种特殊的香气。为了打断这危险的思绪，我搀起劳丽的手，将她带到洗礼池边。池子是白色大理石做的，又冷又硬，而且阴森森的，依稀可辨的纹路犹如皮下的静脉血管。这是劳丽的父亲、戴维、我本人以及祖父———他的逝世她尚未理解———受洗的地方。她（但不是她的妹妹们）也是在这里受洗的。她踮起脚尖，鼻子恰好够到盆边。“在小宝贝不用的时候，他们可让鸟进来游泳?大小正正好，完美地完美。”
“完美地完美，”我忧郁又满意地赞同。我用一根手指蘸了水，点在劳丽的鼻子上。“别滴到我的衣服上!”她皱起眉头惊叫。她朝外面的阳光跑去，我听到戴维跟牧师轻声地就赞美诗的问题争吵着。开张一年半后，书店的利润相当不错。拉夫的钱（及其自负）允许我们在朗诵会后用好酒招待客人，野生动物杂志上五六次的提名还导致动物学者跨进我们的门槛（我在门上装了风铃，马拉奇?伯恩斯的馈赠）。我们在所进的货品上增加了一种鸟屋，用新近砍伐的北爱达荷国家森林悲剧性的残留物制作而成的（收益的百分之十归自然保护协会，拉夫的又一项战略）。
当那个春天的空气日渐温暖，浸润在王冠似的风信子和树上满缀的花蕾的芬芳之中时，我早晨的步行卸去了它清教徒的目的。我以为长走已开始成为我生活中驾轻就熟的轨迹，我已渐渐喜欢上了它。终于我能够坦然地享受我明显的健康，而且从我盟友的等级中获取一份循规蹈矩的优越感（甚至连马尔的圣龛都变得开阔无阻了）。多亏费利西逖在清晨时分的吵嚷，我比多数的邻居都起得早，然后悠然自得地踏上我的路线，津津有味，心怀感激而不是垂头丧气。我期盼着浏览在联邦快递卡车里的不可触摸的物品（长裤换成短裤，绝不会错的）。我驻足观赏从未留意过的建筑和植物。
格林尼治和查尔斯街相交的那个角落里有座小小的白色板屋，真正是个古玩似的珍品。背靠一栋庞大、毫无特色的公寓大楼，前面则是属于它自己的小草坪，一道高高的木栅栏将它与街道隔开;要看清房子本身，你得从板条缝里斜着眼张望。
倘若放在任何别的背景里，你可能连头都不回，正眼也不瞧，干脆把它当作什么矮小破烂的东西打发掉———顶棚线平平淡淡，门窗歪歪扭扭，房间肯定不会比碗橱大多少。它让我想起佛斯湾一带最贫穷的小镇上的风雨飘摇的茅舍。但在这儿，置身于钢筋水泥构建的布景中，它却显得出其不意地古雅。那片草坪，固然按照郊区住宅的标准不足挂齿，但相对于世界上的这个拥挤、寸土寸金的角落而言，却别有一番风味。因此屋子在这看上去似乎是隔壁大厦灰暗的水泥皮肤上长出的一颗肉瘤的同时，你完全可以设想它是某位电影明星的第三或第四栋别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