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住处,虽然很干净,但家具多数是我从旧货店(布鲁克林的,而不是克萨尔特南戈的)买来,拼凑在一起的。马尔第一次造访便有礼貌地以浏览我的书架开始,费利西逖则蹲在他的肩膀上跟随他漫游。我得知,不禁感到些许的宽慰,他读书不多,但他自己并不介意。他转身看我陈列在壁炉架上———壁炉从不使用———的弟弟和双亲的照片。莉莲也在其中,刚嫁给戴维;丹尼斯尚未遇见维罗妮克。
经过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马尔细细研究起我的亲属;他的态度使我回想起他第一次到店里来,察看鸟类图片的模样。终于他看着我说:“你是个感情至上者。我很羡慕。在别人身上的。”“我不会在后面加上‘者’字,我不效忠于任何种类的宣言。他们只是我的亲人,我碰巧喜欢他们,我喜欢常常记得他们的存在。”
他并不计较我的坏脾气,说:“我对任何事情都不动情;干脆没有那个基因。除了一件事:玛丽亚?卡拉丝,她的歌声和她的生活———两件事?不论有没有责任,杰基?O永远别想得到我的宽恕,我也不能理解她的每一声叹息所引起的那种谄媚的吹捧。那样一个躲藏在偷窃来的夏奈尔饰品下的轻量级小女人。那样一只鸭蛋,一个大零蛋。美国女性就以这么低档的标准衡量她们的女主角。于是这个女人就和一个连拉链都拉不紧的男人站到一起!于是她就有了俏皮的口味,在林肯卧室里抬高了精纺被单!于是她就获得了拯救中央大车站的声誉!于是她也懂得了如何赡养老娘!”
他把我的父母从壁炉架上拿下来。“不过,中央大车站倒是真大,我得给她在那件事上加分,”他喃喃道。“但有人得把殖民时代夜总会扔到那个毁灭性的舞会前面。”他一言不发地放下照片。比我有勇气的人也许会为O夫人的魅力进行辩护,或者向马尔询问有关他家人的情况。我是过了几个星期才学会如何处理诸如此类的谈话,如何不被撂倒在起跑栏外,让坐骑从我的身下单独蹿出去。
马尔从来不提他的健康,而我们人造友谊的真实原因很少不在我脑子里盘旋。第二年开春,我留意到他前臂上的一个印记,一条紫色的阿米巴,当时他卷起袖子,准备做洋葱鸡肉饭。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注意到我的视线。一丝狡猾的微笑闪过他的面孔(同时我的面孔出现了明显的红晕)。“一扇门,亲爱的芬诺。我真真正正地没有半点虚假地撞到了门锁上,当时我住在罗马的一家新旅馆里,半夜起来小便。我最喜欢的旅馆住满了。”那看上去的确像撞伤的斑痕。我向他道歉。
马尔向后靠到椅背上。“卡波西。你猜得出那家伙是谁吧?岂不是个稀奇古怪的名字,几乎让人乐不可支,难道我必须为了这个缓慢蠕动,致人于死地的东西而一辈子生活在恐惧之中吗?我勾画出某个憔悴、巴结的阿拉伯类型,戴着顶虫蛀的土耳其小帽,卡萨布兰卡里的什么老年临时演员。”
“实际上,”———我试图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同样冷静———“他是世纪初一名匈牙利皮肤科专家。他名叫墨利兹。”在一个病态过敏的时刻,当路克生病的时候,我曾查阅过卡波西肉瘤。
“有蒙开导。”马尔哈哈一笑,将餐巾扔到桌子上。“有人要喝果汁吗?费利西逖不会说不的。”
经常,如果关于时事、名流或艺术的谈话将我们带到题目的边缘,马尔便会把费利西逖扯进来,似乎提醒我,它的伙伴关系才是我们两人分享的惟一情谊。然而即使在这一点上他也会不留情面。一天晚上,看着他们两个相互致意,我说:“它就像你的孩子。”
马尔冷冰冰地说:“它不是个孩子。它是只鸟。”在一阵僵局之后,他安静地补充说:“父母的爱是一种回归自身的爱。我不赞成把动物当做孩子的理念。不过,当然,我爱它。”
关于马尔的治疗情况,我一无所知,当然,除了他的大夫们(我以既恐慌又欣慰的矛盾心情注意到这个词的复数形式)禁止他享受他最大的日常欢乐。那种欢乐———早早地在费利西逖的颤音中醒来,让它蹿过桌面,从盘子里窃取一片水果———现在属于我了,当我为此感到无比庆幸时,总觉得自己像个小偷似的。马尔把它送给我的那一天,他抚摸着它油光闪亮的羽毛,说:“我最怀念的一件事———有点虚荣,我知道———就是醒来和一位每天早晨都打扮得如同在卡内基音乐堂演出的杰西?诺曼似的伙伴共进早餐。”
有时,他显得骨瘦如柴,浅褐色头发干枯得连任何昂贵的美发术都无法遮掩。有时,他又显得消瘦而精壮,布满斑点的皮肤光润、柔软。他有次告诉我,他必须始终避免日晒,所以总是显得很苍白。当他过来吃晚饭
时,他可能喝上一两杯,或可能戒酒。他可能显得很疲惫,九点钟就离开;又可能逗留到午夜之后,直到我把他踢出门。有时候我肯定他故意让人捉摸不透。
一天夜里,他早早离去以后,我在浴室的水池上发现一只塑料药盒,盒子不同的隔档里放着不同的药片。马尔走了不到十分钟,所以我直接拿着药盒,穿过马路,揿他的门铃。我走上楼梯时,就看到他等在自家的房门口。“芬诺?”他没有把握地朝下喊,虽然我在话筒里已经自报家门。在他门口,我递过盒子。“哦,对,”他急促地说,将盒子放进口袋。迟疑着,也许准备请我进去,但随即说他正在完成一篇评论,不是说好话的,他嘲讽的对象应当得到他充分的注意。“倘若是篇捧场的文章,”他说,“我可以醉倒在舞池里写。但残忍要求机敏的尊重,至少在我的这一领域。”我们第二次道晚安,次日我翻看报纸,找到马尔的评论。文章对詹姆士?莱凡的惩戒是哀伤的,指责他在大都会新近出台的特拉维爱塔中,粗俗地压倒了歌唱家的声音。当马尔到店里来的时候,我评论了他的外交手腕。“那是第五或第六稿了,”他说。“第一稿表达了我对那个人和他的平庸的真实、永恒的观点:啊哟,吉米,亲爱的,是不是人家忘记告诉你,你基本上是处于背景的地位?你怎么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在小泽征尔之列?”那次我注意到马尔是不接受表扬的,不管自大与否,正如摄影师不能忍受被人摄影一样,马尔选择了这个行业,使他回避了他最深的厌恶。现在我几乎每天见到这个人有一年之久了,然而对这类简单的真实情况我还会一无所知,因为我实际上并不了解他。
我是否想了解?我一个人待在自家起居室的晚上,只要朝街对面他黑黢黢的窗子看上一眼,便知道他不在家。外出是他职业的一大组成部分。如果过了很久,我碰巧看见他的灯光依然亮着,我猜想他还在工作。要是我们还生活在打字机时代,如果我将身子探出窗外,我可能会听见有人噼噼啪啪地敲打键盘。但头一年里有两三个夜晚,我在马尔窗户后看见有人脸晃动:男人和女人,穿着体面,高声说笑。如果他这些日子还举行派对的话,马尔一天夜里在我厨房里说,都是小型的,招待他真心喜欢的几个人。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话如何地刺痛了我;什么使得我以为我对他来说不止是个荣誉的动物园看守或一个由于干活有效而能够容忍的女婿?亲眼目睹这些,而我没有受到邀请———又几乎能听到谈话声的晚会———更加令我难堪,让我觉得既不平又伤心。不过感觉遭人遗弃,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是我的第二天性。 7 昨天晚上我记住了拨闹钟,所以不到六点就下了楼。自我来到这儿,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冷冷清清的厨房,桌上所有的菜蔬配料都已清除得一干二净。我坐下,在甜美的幽静之中独自享受我的茶和童年的家。然而花园里闪过一个人影,我意识到我并非是第一个起床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