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现在还不到早晨四点，我迫不及待地要从箱子里取出那册图片，看看它们在遭到多年的冷落后究竟是个什么光景。为了让自己完全地清醒，我在厨房里摸索，借着横切过我客厅的街灯尾光，给自己泡杯茶喝。我一面等待着水开，一面踱到窗前。街对过，在我看起来一定是间铺陈精美的公寓里灯火通明;窗口，灰色的丝绒帘是拉开的，用沉重的金色流苏钩住，它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美轮美奂的壁毯———中国人物山水。吸引我眼球的倒不是明亮的灯光，而是我察觉到的混乱:从光和影的互动中，看上去和听起来都似乎有人在公寓后部冲过来，撞过去，还伴有音乐和叫喊声。
我打开一扇自家的窗户，在一箱书上坐下，企图弄个明白。音乐是歌剧，虽然听不出唱的是什么。叫喊声却肯定是意大利语，其核心任何人都能翻译过来。“杂种，杂种，操他娘的杂种!”我听见。一个男人的声音。
然后是沉默（除了某个女主角继续欢快地唱着），持续约一两分钟。我正准备起身去寻找我的鸟，突然听见对面传来毫无疑问的瓷器粉碎的声音，乒乓，大约是猛地砸在了地砖上，随即是一声决断的“杂种!”接着又是乒乓。“杂种!”乒乓。“杂种!”如此这般有节奏地进行着———乒乓，诅咒，乒乓，诅咒，乒乓———直至我（肯定还有大多数的邻居）听到了足以供一小队人马使用的整套餐具一个个地给摔得粉身碎骨为止，与此同时，某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却不可得知，被宣布为荒谬绝伦，倒行逆施，从而够了。我这会儿已经将身体探出窗外，断定一场家庭纠纷即将演化为暴力冲突（倘若尚未形成的话），考虑我是否应当打电话报警。我竖起耳朵，等待着抗议、争论、疼痛的呼叫。至于眼睛，只能看到漂亮的窗帘和挂着壁毯的墙面，墙的前方是一张桌子的桌面和一盏灯（艺术品，从它的形状和灯罩加以判断）。
没有动静。长长的一阵令人揪心的沉默，然后我看见套在绿袖子里的一只手伸到灯罩下，关上了灯。一分钟后，公寓一片黑暗。
在接下去的几分钟里我意识到没有别的灯光回应我刚才听到的那番突发的噪音。犹如一名夜游者，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果真是，我打开要找的箱子，抽出我母亲的包裹，着手除去包装带。由于太固执或者是精疲力竭的关系，我没有到处于混乱状态之中的厨房里去寻找刀剪，所以两次割破手指，但最终老图片夹还是袒露在我的眼前了。我翻开，进入眼帘的第一幅图片便是奥特朋的大火烈鸟。多么令人惊叹地性感啊，我意识到，这是自我大约十六岁以来第一次再见它。我翻到后面去看那大鸣禽天鹅，天鹅用犹如沙特勒兹丝绒皱褶般的黑色脚掌划着水，脖子却侧过来欣赏着一只飞蛾擦过它身后的水纹。接着是一只美洲鹤，捕食着小蜥蜴。一对斗鸡眼的大枭。家燕，胸前羽毛呈橘红色，蹲在它们筑在高处的窝巢里。卡罗来纳长尾小鹦鹉（早已绝迹），鹩，鹊，还有一只美洲白鹈鹕，它在我由于无眠而亢奋的眼光里，活像我在拉夫电视上看到过的一位名叫杰伊?里诺的喜剧家。我们的记忆在这种时刻发掘出来的图像实在太奇特了。当我结束欣赏这些图片———全都完好无损———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我走进厨房，将水重新热过（我原来把水壶留在那里，让它自动关闭冷却的，因而第一杯茶也就一直没泡）。我烫过茶壶，泡上茶，将它拿回面街的屋子。我重新在那箱书上坐下，朝街对面张望，当然只能看见那窗帘，那灯，那壁毯。最后我淋浴，小憩片刻以后，着手打理一天的任务:丈量楼下的空间，以摆放书架，并且思量着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完成这个工程。黎明前我目睹的那场怒气只剩下犹如一股怪梦似的余味。但两天后的一个早晨，我从日常的沮丧返回，正准备过马路进入我的公寓时，碰巧朝一只摆在人行道边，一排垃圾桶旁的一只硕大的纸箱里看了一眼，里头满是碎盘子。我倒抽一口冷气。碎片固然又多又小，却都是一个图案———维多利亚时期假想的中国雉鸡和热带花朵———正是我母亲做新娘时选作她正式瓷器的那种。我整个童年它们就一直给放在鹈林的一个中凸橱柜里展示，几乎从来没有使用过。我当时已经察觉出它们是如何令人困惑地与我母亲不相称;在我离家上学的时候，终于明白了，她一定是出自于纯粹的（而且是违背她本性的）不安全感才选购了它们，作为一个肯定是“上”嫁的年轻女子，挑选了她猜想我父亲理应迎娶的年轻姑娘将会挑选的东西。我祖父母并非如此老朽，以为我父亲的选择败坏门风，但妈毕竟是个女招待，酒吧女郎。即使今天，这种婚配也会招来一两句闲言碎语。去年圣诞节，当我留在纽约时，丹尼斯寄来他的合家欢。看着聚集在他法国家里餐厅中的快乐的一家子，我感到一阵羡慕，突然我瞅见在我标致的侄女身后的锈迹斑斑的食品柜里正放着这一套盘子。当然，它们再适合维罗妮克不过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