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你断断续续地猜测当你得知父母双亡的消息时你会在什么地方。你知道你迟早会得知这个消息的:一次，倘若他们一道去世，更可能是两次。你推测哪一个更糟。（而如果始终都没人告诉你，其含义你是不愿意多加思索的。）晴朗的一天，你正从市场走回家，无缘无故地想象自己几分钟以后进了大门。看见留言机上的指示灯不住地闪烁，于是摁下放音键，听到你同胞兄弟或你父母中的一个暗哑的嗓音，虽然他们不会将坏消息本身录在磁带上，但你从语调中仍可得知你后来回电时将听见的消息的梗概。然后当你真的推开家门，两只手忙乱地对付着购物袋，绿鹦鹉又过来啄你的耳朵时，看到指示灯一明一暗地闪烁，你的心顿时缩成一只拳头———上帝啊，果然有预感!———但揿下放音键，发现，当然不过是拉夫邀请你上楼吃饭或是托尼，仅仅想听到你的声音（虽然他从不明说，从不给你一丝一毫亲密的空间），或管理员想要给你的厕所重新铺管道，或者，当今某种信用卡彩票的苦衷。我不必从长途电话里听到母亲的死讯。我当时就在她的身边，还有父亲以及我两个弟弟。根据医生的说法，癌细胞快速地吞噬着她———在诊断后五个月内———但据我所能看到的，她的死其实拖延了很长的时间，非常痛苦。（我亲眼见过几个，不然你会怀疑我的判断力。）既然她抽烟，就好像烟草是她的命根子，癌症便几乎不在意料之外，但她是我所见过的最年轻的六十九岁的人，我从来不怀疑她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会照样浑身充电似的生龙活虎。
七年前的夏天，在她得知病况后，我飞回家，那年的十二月，当她辞世时我再次回去。她决定死在家里———不容易，像这类的死亡。她吸氧，直到那天，她决定，够了。在那以前，她只能大口喘气，断断续续地说话，甚至后来连那个企图都放弃了，大约是因为看到周边人脸上恐惧的表情。所以她用笔写下来，以大大的、坚定的大写字母，那个惟一的、了断性的、愤怒的词:够了。
那天是我当班，我正给她朗读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诗卷是我从海外和其余二十来本书一道带回来的。妈从来就不热衷于看书———仅仅是因为，我猜想，她不喜欢阅读所要求的静坐———但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喜欢听人家为她朗读，既然她现在只能躺在床上。所以当她拍拍我的膝盖，把那张纸递过床来时，我笑起来，说:“我应当想到艾米莉不对你的胃口。”妈也笑出声来———一声短暂的可怕的咳嗽———同时摇摇头。她指着自己的胸口。艾米莉?狄金森，她本人以及她所写的一切，在那一瞬间，与母亲坚忍不拔的愿望相比，统统显得那么幼稚，那么毫无意义的矫揉造作。我号啕大哭起来。妈的两眼当然依旧无泪，她从枕头上撑直身子，给了我一个她最近似于微笑的笑容。她的呼吸听起来就像一把手锯使劲对付一棵枝叶繁茂的常青树。我跑出房间去找父亲。一个小时之内，我们聚集到一起。七个小时后她舍我们而去，除了戴维（他胆大包天地用呼机回应任何不论多么简短的信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七个小时里离开过房间。父亲坐得离她最近，在床边上，不时直接对着她耳朵说话。他的声音是安详的、爱怜的，我们听不清内容，主要因为妈可怕的喘息，她的呼吸变得越来越响，越来越急促，不时被张着口的沉默所打断。她不让用足量的吗啡使自己镇静，即使医生关照了父亲如何“减轻她的不适”。
关于那段无止尽的时光，我除了她呼吸的声音之外，几乎不记得别的。我记得我感到非常悲哀，她所宠爱的狗不能进房间，因为她的状态只会让它们不安。它们待在外面的狗舍里，从窗口可以看到，但从妈的床上却不能。而且我记得对戴维非常生气，因为他裤子上溅满血渍;他突然接到爸的电话时正在进行一个难产的接生，一头臀位出生的牛犊。（我猜，虽然我知道有点小心眼，但是如果他能离开房间去回他的电话，他就能他妈的换条裤子了。）
是戴维打电话来通知爸的事的。我早在开门之前就在店里忙上了，浏览一架架的新小说，查看哪本是我必须贬黜到稍微逊色的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的架子上去的不那么新的文艺作品。为了人类那种无聊的对于光鲜东西的偏爱，我总是感到当我做着这般调整的时候，似乎是在强迫众多聪明又有前途的人，在他们的青春年华尚未耗尽之前，就解甲归田，退隐养老。（虽然我永远不会将它们，诸如其他的书店那样，打入号称文学的部门，一个在我无可否认地学养过度的脑袋里意味着僵化和排他的词汇。我将它描绘成一座陵墓，里面摆满坐垫塌陷的安乐椅和照明不足、患黄疸病的灯盏。）
“芬，我是戴维，你起来了吗?我有坏消息。”
“戴维，九点半了。我起来都好几个小时了。”我能在店里接私人电话，因为书店就在我住处楼下两层，我接了分机;戴维不可能知道我已上班。他每天黎明时起床，但显然以为我过的是程式化的纽约同性恋者花天酒地的生活。为什么我没想到父亲，我说不清。可能是因为戴维的声音听上去不像报告噩耗。我想到鹈林，我们家的房子，想象它失火烧光了。我在脑子里看见（虽然我们的房子绝没有那么堂皇）《蝴蝶梦》的结尾，曼德利成为一片废墟。我等待着。
“是爸。他死了，他的清洁女工发现的。”
在我弟弟的期待性的沉默中，我朝窗外瞪着眼睛，看着一个青年女子过了马路，正朝着我的方向走来。“死了?”我懵懂地说。“他死了?”
“对，真可怕，我目前就知道这么多，”戴维快速地说着。“跟那里的一个假充是验尸官的什么人进行了一场可笑的糊里糊涂的对话。我出巨资叫他照看遗物，这个周末海运过来。”
遗物:这么个维多利亚时代掩饰性的词汇。“芬诺，你在不在听?芬诺?”
“在，戴维。”此时那青年女子试图开门。当她的眼光与我的对上时，我把电话夹在肩膀和面颊之间，用双手表示我十点开门。（我会开门吗?我想会的。经营一家书店———不像在证券交易所配置人员或者沿一座拉索桥的电缆置换烧坏的电灯泡———是一件你甚至可以在有丧事的非常状态下设法完成的事情。不必冒任何危险，除了让别人看出哀伤所引起的困窘。）“我们得举行一场中规中矩的葬礼。你知道，会有几百人参加的。爸在教会长老类型的人眼中依然是位银发社会名流。”
一点不假。父亲颇具影响力，富有，不仅在我们长大成人的苏格兰城市里，而且远在其他地方，享受着别人真诚的爱戴。他的大半生，尾随他的父亲，是邓弗里斯—加洛韦报的出版商。我对戴维说我会尽可能在最早的航班上订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