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7月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在我家门口的树底下召开社员会，讨论本队实行哪一种生产责任制。经过表决，全队到会的人都同意大包干，只有公寿妈和我说是“应该包产到户”。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呀？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
1982年7月19日上午，巷东头的饲养室门口，人来人往，吵吵嚷嚷，生产队开始评价分牲口、农具等。经大家一致同意，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对每个人、每一户都是公平的，分得多少好坏，就看你的运气了。我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同一天，队里又将全部耕地按人口分给了社员各户，作为责任田。我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在靳家岭，也就是１９６０年公社组织１０８位英雄好汉进行割麦大战的地方，自留田东西宽十来米。当天下午，我和丰胜去地里看了看自家的责任田，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思绪万千：从互助组、农业社，再到公社化，走过了一条多么长的路啊！回想起我１９５４年加入农业社时，共有２７亩地，并按地交了２０７斤种子和６３１斤饲料，另外，把家里的一头牛和一头驴也入了农业社。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还有人惋惜地说：“辛辛苦苦３０年，一夜退到解放前。”二队的一位复员军人说：“唉，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但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1986年5月21日早上，胜天来电话说：“领导已把我上报的‘４个人转商品粮’的申请批准了，现在就能转户口了，把您和我妈也转成了商品粮户口。”我赶紧说：“莫忙，让我多想一想再决定。不过你们３人的户口就先转了吧，这个就不用再商量了。”
晚上，我和菊兰反复商量，总认为：咱家现有六亩土地，咱才５６岁，距７０岁还有１４年哩。咱还不算老，还能做些农活，加上现在农业劳动的机械化程度一年比一年高，用人出大力的活路越来越少。农业上能收多少是多少。不像从前农业社时期，逼着要你干活。再说转了商品粮户口，咱没有了土地，在城市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没有了收入，反而增加了孩子们的负担，自己反而闲得没事干，每月还得花钱买口粮。况且城市居住地方较少，不如农村地方大，自由自在得多。
1986年7月28日暑假到了，引玲又把电视机带回我家里，当晚就在门房里放开了。晚上演起了《济公》，来看的人比平时更多，房里也挤不下，我干脆把电视机搬到房门口前，让大家在院子里看。电视预告要放《西游记》，而且是上午９点钟放。我怕白天光线太强，看不清楚，便在房门前用帐子和凉席搭起了大凉棚，遮暗了光线。
由于白天光线太强，村委会的大彩电也不放电视，到我家里来看电视的人就更多了，甚至路二大队的人也来看。电视机跟前的光线暗了点儿，远处的人却在太阳底下热得不行。我便将凉棚再扩大，席不够用，连新凉席也搭上了；小凳子不够坐，拉出长凳子、椅子、门槛、木板、饭桌，连石墩、砖头都用上了，宁肯自己不坐，也要让来的人有坐位。
电视放映前的一两个小时，小娃们便守候在门口，为的是争占个好位置。有一次，凡定家的武军和专录家的义军竟然吵打起来了。为了让村里人看电视，全家人都得提前收工，提前吃饭。不等饭吃毕，看电视的人便来了。有时家里人在地里干活回来了，拉的车车也被正在看电视的人群挡住了去路，进不来了。有的老年人听说有好电视，怕没处坐，看不清，也就提前来。全巷几乎家家有人来看我家电视，甚至有时农活忙得实在脱不开身的时候，也硬挤时间来看，连村上管电视的侯俊德也爱来看。更有腿脚不便、拄着小凳的顺士哥、见光哥都来看。年过八十的要更哥也不嫌路黑，每晚必来。那些年轻小伙、妇女、姑娘、小学生、三岁娃，更是来个不停。来我家看电视的人虽不是人山人海，却也算得上是人来人往！人多时竟有百余人，我家里从没来过那么多人。引玲带走了电视机后，晚上还有不少人来打问着想看哩！整整５０天，虽然黑地白日整得人晕昏头转向，丢盹打卦，扰得我们干不成活、吃不好饭，但全家人心里总觉得乐滋滋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