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人们发现蚜虫危害麦苗，政府立即组织防虫。我趁早上有露水，便用草木灰撒在麦苗上来防治蚜虫。我下午参加村上的检查组下地检查时，见收效不大。晚上，在新仓库开的群众大会上，大家便提出用板来拖拉。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我再去检查麦田时，发现蚜虫危害更加严重了。由于被虫危害，麦苗地一片片变黄的面积，一天天增多。严重的地方，麦苗已经枯死。我和菊兰用板拉虫，群众拿着斗、罐、桶、口袋等容器来拉虫。消灭的虫难以计数，仅后新庄能收集到的蚜虫就有一斗多。为了不让蚜虫逃走，我便给板上罩上门帘再拉。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三我又用肥皂、煤油和白面配制成面糊石油乳剂五十斤，去圪坮地里洒，只洒了二亩多地就没有了，只好作罢！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六下了一天一夜的大雨，才把虫收拾住了。雨后的豆子和麦都变得好些了。团支部马上在乡上开会，号召团员青年们要学习科学知识，防止一些群众在雨后搞迷信活动。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六区上召开了劳模村长和互助组组长联席会，主要内容仍是如何巩固与扩大互助组。
一九五二年四月初九晚上，后新庄巷召开了全巷的群众大会，讨论互助组的事。我的互助组扩大了两户，有侯广才和侯丙坤。新成立了侯俊山互助组和侯兴运、侯保全两个搭工组，只剩下了侯见光一个单干户。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一我们互助组又开会讨论夏收没有驾辕牲口的事。麦子已经熟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买不起牲口。最后我想：只有自己地多，那就自己买吧！没钱怎么办？借吧。债怎么还？先把驴卖了，剩余的债等夏收后，把粮食卖了再还。如果大伙像靳自荣互助组那样合伙买牛，问题更多。牛价按啥摊？草料按啥摊？平时由谁喂养？牛生了病咋办？还不如干脆由自己一人借钱买牛好。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三岱堡有古会，我便和崔子玉去买牛。看来看去，见了一头大黄牛，能驾起辕，便和贩牛人讨价还价，最后以一百五十三万一千元成交，并在当天以七十八万元的价格把自家的毛驴卖了。这才解决了夏收没有驾辕牲口的问题，使自己的互助组巩固下来。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由于麦子受了蚜虫的危害，损失非常大。我家种的十八亩小麦，只收下四石。公粮交了，口粮却成了问题。牛价拿什么来交清呢？我和母亲商量半天，只好卖了堂前地，由冬前和生水做中管人，以二石六斗麦的价钱，狠狠心把东西畛六亩地卖给了崔子玉，才交清了牛价。
一九五二年六月初十乡政府通知我担任乡农业税征收调查评议委员会委员，晚上，我便去计算各户的税收数。
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我被选为县上召开的互助组长大会的代表。大会今天正式开幕，首先由大会主席雷科长做报告。他说：“目前的互助组，全县已发展到七千二百多个，生产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这次会议要巩固、提高和整顿互助组，并要开展１９５３年小麦丰产的竞赛运动。”王健县长也讲了话，他说：“我县互助组发展很快，问题很多，影响很大，干部很弱，急需整顿、巩固、提高。要求每个乡五年内要建立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大会给每个代表发了一本用本贡纸做的笔记本，封面上有用油墨印的图案。
一九五二年七月初三金绪曾等互助组在大会上向全县的互助组提出了挑战。晚上，大会代表观看了幻灯片子和新排的戏。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我被后新庄的群众推选为解决前新庄巷和后新庄巷院基纠纷的代表后，便夜以继日地参加查田定产工作，还参加了乡上的调评委员会，实地参加了丈量，统计各等级的土地亩数，绘制全乡的地图及土地等级分界表，划分各户的土地等级，写本乡土地登记分布情况的材料，并去东、南、西、北街等各个村进行统查，参加人民代表会、乡政府委员会及群众大会等。
一九五二年，因虫灾严重，夏田减产，小麦总共只收入四石，豌豆两石，大麦二斗，秋田还算不错，收入糜子两石五斗，谷八斗，黑豆一石，小豆一石一斗，绿豆一斗，棉花一百七十斤，卖了一百零六斤，收入九十八万元。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四寅时，菊兰又生下了一个娃，竟是男娃。全家人都很高兴，母亲特别的欢喜，心里总认为多亏他姐叫引玲，才引出了个小子娃来。
我为了破除迷信，树立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信念，便把娃的名字叫为“胜天”。但母亲坚决反对，总认为天是神，只能敬，怎能胜？我说：“古人就有人定胜天的思想，咱怎么连个名字都不敢叫呢？”母亲说叫成“天胜”或“顺天”吧！我更觉得不行；又让叫成“胜德”或“天得”、“天顺”吧！我都不同意，坚持要叫“胜天”。一直到上学报名后都没有改。而母亲和菊兰在叫娃时，只叫“胜胜”或“胜娃”，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1953年元月9日我交了７．８５万元的地证费，领回了土地证。
1953年2月28日（正月十五）今天闹元宵节，全乡白天晚上都有热闹。东北村专门从乡下借来了芯子，也演出了“社火”。真是村村热火朝天，人人兴高采烈。
1953年3月8日我参加了区署召开的党团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全区共１２个团支部，
１９３名团员。会议要求，发展新团员掌握在现有团员的１２％以内，分“五四”、“七一”、“十一”、“元旦”四期接收。团费每季交一次，每次５００元。我白天参加整党学习，听讲七八次；晚上参加群众大会，宣传学习婚姻法十五六次。
我先后两次去了西庄子，看望孩子。每次去时总听赵妈和菊兰不停地念叨，说什么“你成天光知道忙大家的事，没黑没明，没完没了，把心全不往婆娘、娃娃们身上操。把两个娃和他妈往这儿一送，就不管了，也不问一问他们的吃呀、穿呀、病呀的”。我听得不耐烦，便说：“我上了十几年学，不能出外参加革命，在本村还能不好好干？光顾自己私人的日月光景，能行吗？”菊兰说：“大家的事，要大家干，光把你一个人挣死，也不顶啥。你娃病了，看病吃药不又得花钱？谁管你哩！”说来说去，越来越说不到一搭，我干脆回家，一走了之。到家后，我气愤不过，又不好对母亲说。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便编了一段歌谣写于日记中：
买眼镜，要配光，好夫妻，不勉强。
火性热，水性凉，水火难在一起放。
一个是：能言利嘴又漂亮，十人她能面五双，高帽一戴三尺长，笑里藏刀把人伤。有错误，不敢讲，恐怕把她脸皮伤，自私自利小心肠，总嫌他把公事忙。
一个是：拙口笨舌黑模样，人前说话全没向。实则实，谎则谎，本本分分一个样。人批评，他不犟，知错改错心里亮。大家的事他着忙，辛辛苦苦没下场。照他俩，这个样，怎么能把幸福享。瞎子要找跛朋友，啥人要找啥对象。各找各的称心人，幸福和睦喜洋洋。
我写此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对方改造思想，用的射心法，是否妥当，还待考虑。
1953年4月11日乡政府开委员会时，讨论了开垦村南娘娘庙的事。解放前，国民党的军队为了修筑碉堡，竟把娘娘庙拆了，把砖瓦木料全弄走了。剩下的庙底子破烂不堪，杂草丛生，影响村貌。乡政府想现在把它收拾好，让人开垦。但很多人都不愿去动它，嫌是神庙，特别是送子娘娘。如果娘娘怪罪起来，可不得了。我才不信这一套，认为这全是迷信，便答应由我们互助组承担，把刨出的砖同乡政府分一半，开出的地归互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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