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的“流年碎影”（解放日报）
近年来，虚构类作品市场遇冷，耐看的写实类图书受到众多读者欢迎。这类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和所描述的对象多为政界或文化界名人，书中往往或是“解密”了一段历史，或是追述了文化界名人间的交往趣事，因此激发了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
稍作比较，最近面世的《农民日记》的特别之处就显现出来了：该书的作者是芸芸众生中极为普通的一员，他是陕西省农民，从书中收录的照片看，是我们在乡村街头最常见到的那种老大爷形象，爬满皱纹的脸上刻下岁月的风霜，身着最家常的衣服，双手常常拢在衣袖里。他仅有初中文化，却坚持写了约60年的日记，本书便由他那数十年“流水账”式的日记精选编辑而成。
该书的责任编辑最初看到那一大堆日记，简直惊呆了：日记记在规格不一的纸张和本子上，不少纸张因为年代久远已发黄卷曲，有些地方的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整理筛选这“几箩筐”的日记，足足花费了半年时间。
这本《农民日记》记录了一位最基层农民几十年的家史。日记肇始于1940年12月13日，终止于2000年元月28日。这期间，国家发生了很多大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建立合作组、成立人民公社、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日记的记述者极少交代“大政方针”，而其提供的诸多故事和生活细节，又刻下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如1966年9月，侯永禄的儿子步行串联到了北京，受到串联接待站吃、住都不要钱的接待；1969年2月的日记，记录了村里接收一批下乡“知青”的情况；1977年10月，侯永禄的孩子考上大学，他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由衷的喜悦与自豪。
日记里留存了一位农民最真实的困惑和思考。作者在1958年的一篇日记里写道：“全公社宣布吃饭不要钱。我十分惊奇！难道真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吗？真的到了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觉悟极大提高的程度了吗？真的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了吗？为了定额记工，为了包工、包产、包工资的‘三包’，让人辛辛苦苦，不知熬了多少透天亮干的工作真的不需要了吗？”
日记里也呈现了时代发展的最坚实的轨迹。作者多次记录了婚丧嫁娶的家庭大事，1970年5月，有一段关于大儿子的婚事记载：花30元钱给媳妇炕上买了条新毡子，花9元钱买了7尺黑条绒料子，再用5元钱买了两条新席铺在新媳妇炕上……1995年5月，作者记述了孙子辈的一场“家里有史以来最隆重的婚礼”：新人们有了彩电、书柜、席梦思床，请了专人为新娘和新郎化妆，还有摄影师为婚礼摄像。两相对照，成为生活水平“芝麻开花节节高”的最有力证明。（谢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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