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法使馆是一个大馆，外交官有近一百名，后勤一摊人马全是从国内调来的，加上编外配偶，总共不到两百人。外交官基本都能讲法语，开展工作比较方便。前任几位大使给使馆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馆内部比较团结，扯皮的事不多。使馆工作人员都比较敬业，能服从分配。
由于巴黎处于国际交通枢纽，国内来往的人很多。有来专访的，也有去非洲、东欧或拉美到巴黎转机的。据统计，1998年一年，省部级来巴黎的代表团就有二百多个。使馆的接待任务之重可想而知。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多边外交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都在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加起来有十年。90年代，在日内瓦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代表团任大使三年。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特点是，主管的不是与某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国际上的某一个议题，例如，70年代，我在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任三等秘书，分管中东问题，这要求我对中东问题有较深的了解，每次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中东问题时，都要向领导报告议题提出的背景，决议草案的内容，并对我国应采取什么立场(赞成?反对?弃权?)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参考。为能及时了解到各方的动向，必须有较强的活动能力，交一批朋友，扩大信息来源。为此，有事没事都要到联合国去转转，竖起耳朵听，与别人交换看法。
1989-1990年，我在比利时工作;1994-1995年，在荷兰当大使，由多边外交转到双边外交。双边外交的对象主要是驻在国的政府，尤其是对方的外交部，双边关系中的问题、领导人互访、各领域的交流等，都需要与对方有关部门磋商。我从事双边外交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三年多。法国是个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不仅对双边外交经验不足，对法国的了解也极为有限。我在全馆大会上坦诚地说：“与前任蔡方柏大使比较起来，我的劣势十分明显。蔡大使前后在法国工作二十三年，我没在法国常驻过，过去来法国出差的时间加在一起，不到二十三天。我对法国不了解，在座的不少是‘法国通’，为做好工作，我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和建议。”
初来乍到，首先要做好小学生，向使馆各部门的领导了解情况，向他们请教。我认识到我很幸运，因为当时中法关系正开始从法国售台武器的阴影下摆脱出来，处于上升时期。使馆应该通过工作，进一步推动中法关系的发展。
我在部门领导参加的馆务会上以及全馆大会上提出了我的“施政纲领”。我的目标是：在任期内，争取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人员素质提高一步。为达到这目标，我要求大家要有全局观念。使馆工作很忙，有做不完的事。但是只陷于事务工作，缺乏对全局的了解，就变成了忙忙碌碌的办事员，工作水平和效果都难以提高。所谓全局，一是国际形势的全局，二是我国国内情况和外交的全局，三是中法关系的全局。这三方面，每个人包括行政后勤部门，都要有所了解。
由于乔治五世大街11号的使馆本部很小，大部分人分散在外面各个处，巴黎交通时常堵塞，使馆各部门人员难得见面，缺乏沟通。因此我在每次馆务会上，都要谈一下对近期国际形势的看法及我外交上重大行动，也要求各部门把近期重大事件，包括重要代表团来访或法国代表团访华，向馆务会汇报，使所有中层领导对中法关系的全局心中有数。
关于具体业务工作，我提出抓好调研。我强调指出，钱其琛副总理曾说过：“调研是做好外交工作的基础。”各个部门都要抓调研，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作前进一步。有重要情况要及时报告，同时还要提出建议。要急国内之所急，为国内的改革开放服务。比如，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在发展农业、提高农民收入方面，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果各驻外使馆都能把驻在国发展经济的经验作一番研究，报告国内，对中央的决策将会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我还要求年轻的外交官们多走出去，用法国人易懂的语言向法国人介绍中国。在接待国内代表团时，不仅在生活上要照顾好，还要主动向他们介绍法国的情况，并牵线搭桥，促进双方经济、科技或文化方面的合作。
使馆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各个部门，难免发生磕磕碰碰的事情。我提出全馆要做到“一家人，一盘棋，一条心”，工作上不分彼此，有大的任务，打破部门界限，听从调遣。
我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支持，为顺利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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