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事是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梁武帝发动北伐战争，进攻北朝的魏国，要裴子野起草一份伐魏的檄文。他援笔而就，很快完成了任务。为慎重起见，梁武帝又把尚书仆射徐勉、太子詹事周舍、鸿胪卿刘之遴、中书侍郎朱异等人叫到寿光殿来，要他们认真斟酌修改这篇文稿。这些人既是朝廷大臣，又是公认的文书大手笔，他们看后，竟没有一个不说写得好的。这样，梁武帝自然放了心。他久久地注视着裴子野，深情地说：“看你的样子是这样赢弱，文章却写得如此雄壮。”接着，他又吩咐裴子野，赶快再去写一封信给北魏的宰相元叉，以晓喻大义。这时已是深夜，裴子野说天亮就可交稿。但还未动手，五更鼓声就已敲响了。而梁武帝这时又派人来催说：“赶快把稿子送去！”裴子野于是操起笔，黎明时就写好了。梁武帝读后，深为叹服。
从此，朝廷所有的符檄文件，都由裴子野起草。
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说到裴子野学识的渊博，不能不再带上一笔。裴子野是一个著名的文人学者，因此同他交游的人，也多半是些学界名流。文人相轻本是中国古代的一个传统，然而当时那些博览群书，仕途比裴子野得意得多的学界名流如刘之遴、刘显、殷芸、阮孝绪、顾协、韦棱、张缵、肖劢等人，对裴子野却极其推崇和叹服。他们在一起讨论古籍时，每遇意见不合，“咸折中于子野”，也就是以子野的意见为判定是非的标准。裴子野博识的程度，由此可想而知了。
裴子野受到时人的推崇，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比如他文思敏捷，起草文书，倚马可待，一挥而就。还有他那简练朴实的文风，也是人们推崇的一个原因。南北朝时盛行骈文体，这种文体偏于形式，堆砌词藻，空尚浮泛，不切实际，过分讲究对仗和声律，表面上看十分华丽，读起来也琅琅上口，但很不实用。时人随波逐流，文风败浊。裴子野却不然，他作《雕虫论》，对文章的注重藻饰，表示极大的不满，主张作品应做到“劝美惩恶”、“止乎礼义”；对繁文要“删撮事要”。他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宋书》删繁就简，压缩成二十卷的《宋略》，是他实践中的一个大胆的尝试。后来他成为皇帝的秘书，起草公文也是直陈政事，不尚丽靡之词，摒弃形式主义。他写的公文虽然首尾贯通，颇具气势，深得梁武帝的赏识，但由于与当时的文风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还是招来不少人的非议，有的甚至为此而指斥诋毁他。裴子野全然不顾，坚持走自己的路，到最后，就是指斥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公文应当这样写，于是更加敬重裴子野。
更难得的是，裴子野的个人品德和修养，也堪称古代秘书人员的楷模。 |
